和光同尘——当司马光对上凯恩斯

编辑时间:2020-06-30   阅读次数:105830

前言

“两个经济学家讨论一个问题,通常得出两种结论;如果其中一人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么结论必有三个以上。”据说这是英国首相丘吉尔调侃凯恩斯的笑话,把经济学目前的尴尬现实描绘得惟妙惟肖。

这个笑话也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学经济学最明显的感受是,这个理论也有道理,那个理论也有道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萨缪尔森在讨论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理论后,说道,“上述理论中到底哪一种最能解释商业周期呢?实际上,上述每一种理论都含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又没有一个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宏观经济学的精髓,就在于能够综合各家理论之长,并知道应该在何时何地恰当地加以利用”[1]。大哥,你是不是在逗我玩?人们总是会有一些行为的准则,社会总是会有一些确定的规律。否则经济学岂不是和算命先生一样?

经济学起码的功能,应该赋予大家一种便捷的方法去分析身边的经济现象。如果一个人学习编程,他不到一分钟应该就知道怎么让电脑显示“hello world”;如果他学习弹钢琴,很快也能弹出简单的曲子。经济学似乎很简单,每个人都能谈出一套自己的见解;也似乎很难,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预测不准。

因为经济学就是人们身边的事情,时时刻刻与之打交道,所以每个人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但是经济现象往往互为因果,相互交织,使得人们搞错了关系,很多人开始认为“带伞的人太多所以导致下雨”。在宏观经济中更甚,一个因并不会马上就产生一个果,有可能会在数年甚至十数年之后才结出这个果,也就给很多谬论留下了搔首弄姿的空间。

为害最广的当属凯恩斯主义,提及它不是因为它有价值,而是它的恶劣影响至深至远。我上大学时,凯恩斯主义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所以我对宏观经济的主要理解都来自凯恩斯主义,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荼毒年轻人。现在很多主流的观点往往也摆脱不了凯恩斯这个阴影。比如有人声称,老龄化带来中国储蓄率下降,储蓄率下降意味着房地产购买需求减少,储蓄率下降还会导致投资增速下降,所以我国经济应该从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储蓄率下降,不知道和房地产有什么关系,而且居然能靠增加消费改变,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其荒谬如同抱薪救火。

然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凯恩斯主义的横行,不过四五十年的历史,弹指一挥间。历史中却有上千年的证据可以证伪。

很多人类的进步不是来自于证明某个理论正确,而是来自于否定错误的理论。福尔摩斯说,“把所有的不可能都剔除后,剩下的虽然让人难以置信,但那就是真相!”佛家有云:“离四句绝百非”。一直到波普尔的“可证伪性”。英雄所见略同!

物理等自然学科可以在实验室里创造理想的实验环境,检验不同变量对结果的影响,正确与否通过实验很快就可以得到验证。但是经济理论不同,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去检验经济理论,很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而且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因素交错复杂,即使最后结果与某一理论预测得一致,也难以证明该理论的正确性。经济学更依赖于逻辑推理的严谨。

在这一点上,经济学接近哲学。为了使得逻辑推理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作为出发点的假设就必须无可动摇,直到得出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在经济学中,当属需求定理为最基本的前提假设。以此为基础,能够推导出所有经济学的原理。再结合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判断身边的经济现象会产生什么影响,什么样的对策才是正确的、能够增加财富的。

历史记录了人类一路走来的诸多经济现象,可以说是经济实验室的实验记录。但是人们在历史的森林中走得太远,往往就忘了来时的路。好比对植物的知识曾经是人们赖以谋生的手段,但是现代的孩子已经不辨菽麦。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沿着历史的足迹,退回到正确的路口,重新回顾这来龙去脉,前路才会豁然开朗。

凯恩斯教给我们的那一套,就好像把我们带入了黑巫师的森林,混天蔽日、荆棘密布、道错路幻。经济衰退就要降息、增加投资;经济过热就要加息、抑制投资。正所谓,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像是钉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尤其擅长改变假设,一旦预测错误就归咎于假设。或者成了计量模型的游戏,当一种方式无法自圆其说的时候,就硬塞进来新的变量。也不管是不是符合逻辑,有没有自我矛盾。但由于凯恩斯主义成了政府的牌坊,其作为经济学的头牌历久不衰。

慢慢地,我开始觉得,这其中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退出这片黑森林,回到经济学最初的路标。再读一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吧!

我们和亚当斯密已经隔了好几个时代了,代沟宽得好像马里亚纳海沟。为了理解亚当斯密,先读几遍《资治通鉴》。为什么读好几遍?因为真的好看,不亚于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那些成王败寇、忠臣良将、魑魅魍魉、生离死别、可歌可泣……同时,我们也渐渐了解了亚当斯密是如何一路走来的。拉近了代沟,就相互理解,慢慢地可以像朋友一样谈天。他的逻辑如同顺水行舟,经济学原理就在人们的劳动生活中,简简单单,豁然开朗。

我相信这是理解经济学的一条快捷之路,所以也把那些与经济相关的历史片段穿插在经济理论其间。为了看起来有趣,我也塞进去不少好玩的史料。让大家对历史感兴趣,也是我的主要目的之一。

当然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实的,里面也充满着谎言和欺骗。但古代历史有一个优点,就是没有受到现代经济理论的玷污,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在经济学方面,即使想骗也无从骗起。因此以古代历史去验证经济理论,遇到的偏差并不会很大。司马光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我是支持凯恩斯主义,还是支持古典经济学,还是支持奥地利学派。

经济学的著作汗牛充栋,我也读过很多。但真正让我耳目一新的却只有寥寥几本。经济学的著作主要参考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奥地利学派米塞斯的《人的行为》、《货币与信用原理》、哈耶克的《货币的非国家化》和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国富论》毋庸赘言,是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返璞归真、大巧若拙,其中深刻的经济学原理对后世经济学的谬论有纠正的功效。奥地利学派虽然小众,但逻辑清晰严谨,对古典经济学发扬光大,其对经济学中错误观点(尤其是凯恩斯主义)的抨击令人拍案叫绝。我相信他们是带领人们走出黑森林的白袍巫师。而《人的行为》又是其极具代表性的综合之作。张五常的《经济解释》以现实生活为实例,以经济学工具剖析,对我颇有启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自然也捏着鼻子读了好几遍,不在耳目一新之列。

根据我对这些著作的梳理,主要的几个方面分别是生产、货币、储蓄和投资、消费、军事、贸易等。本书的内容集中在这些领域,并且将向大家展示得到的结论如何有助于理解我们当前社会的经济现象。

亚当斯密说,开小杂货店的人也是生产者。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他把各种各样的商品运到店里,那顾客只能去批发商那里一买一大堆,用不了只得浪费。我希望用这本书开一个小杂货店,把我觉得最有用的经济学知识和令人难忘的历史放在我的货架上。如果能够通过这些让大家对经济学和历史产生阅读的兴趣,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1] 《经济学》(第18版),萨缪尔森,诺德豪斯,p410,人民邮电出版社。

经济学之我见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这一点在我和儿子一起学习击剑之后深有体会。恰好在这段时间,有好事者挑战中国传统武术,各门各派可谓颜面尽失。我们现在看到的传统武术的问题在于,假设太多。假设太多,威力就弱。你非要假设对手先来一个金鸡独立,然后你来一个海底捞月。果然精妙,玉树临风。可是现实情况变化万千,对手也要讲求出奇制胜,你又怎么能刻舟求剑?

佩剑比赛中,有一种战术叫对攻。裁判一声令下,双方以最快的速度出击,先出剑击中对手者胜。快,在战斗中是绝对优势。傅红雪的刀只出一次,因为一击必中。这里面不需要繁琐的假设来成就自己精妙的招数。唯一的假设就是——快!只要傅红雪快过对手,他就是胜利者。而为了达到这“快”,靠的是天赋与训练。世间的能力大概都归于这两点,如果有所谓秘笈能够绕过这两点,那必然是伪经。

我认为,经济学中这“快”,就是需求定理。单靠这需求定理就足够分析清楚万千经济现象。

米塞斯认为,“人总是有意地要达成所选择的某些目的”[1]。而且他认为,这是一个极据,类似于几何学中的公理,好比“过两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是不证自明的。我觉得应该再增加一个条件:人总是追求通过最小的代价来达成所选择的某些目的。

这就是需求定理,一切经济学的理论都由此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正像张五常所说,“若需求定律不成立,整个经济学的架构就会倒塌下来,溃不成军”。

需求定理的另一种表达是,人们总是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这两种表述实际上是一回事,我如果只能得到100个苹果,那么付出的代价越小,我获得的利益就越大;如果都要付出100元的代价,那么我获得的苹果越多,我的代价也就越小。

我们可以跳出冗长严谨的论证,单凭直观的思考去验证这一点。纵观整个自然界,需求定理主宰着生命的过程。太阳投射到地球的能量是一定的,地球的产出必然受这个条件制约。植物要靠阳光才能生长,人和动物又依靠植物为生。任何一个生命,能量对它而言都是稀缺资源,都必须小心翼翼地高效的利用。所以为了达到相同的目的,消耗越小越好。对人类社会而言,在确定的国土上,每年的阳光量是一定的,能够生长出的作物也是一定的,能够生产的产品也是一定的。人类虽然追求的满足相比动物有着天壤之别,但也必须受此限制,也必然要尽可能高效地利用资源。这是自然界的法则,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也是人类的法则。

经济学中关于需求有一个著名的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

这个定律可不是板板六十四地在强调,如果我用100元生产了一个馒头,就一定会有100元的需求来买我的馒头。而是说,我生产了这个馒头,就可以用这个馒头去交换别的商品来满足我的需求。至于说这个馒头能交换到什么,要依赖于市场上的比价。能交换到一个苹果,那我生产的馒头就满足了我对苹果的需求。如果只能换到一个枣,那我也只能用这个馒头去满足我对枣的需求。

这个定律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供给,那么也就没有需求。不生产者不得食。也许有的朋友会说,我如果是个歌唱家,我并没有生产什么,但我仍然可以获得收入满足我的需求。这种情况要从对方的角度来看,对方如果没有生产出有价值的东西,他就没有办法满足自己欣赏您动听歌声的需求。

这个定律在后面反驳凯恩斯主义的时候至关重要。

需求定理不仅仅对于经济领域适用,也适用于人类的各个活动。

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就是为了最小化社会的运行成本。比如,为什么告密在各个社会中都不是光彩的行为。因为这将使得人们之间失去信任,没有信任做基础,彼此间的行为成本就会飙升。武则天在徐敬业谋反后,担心自己权力不稳,大兴告密之风。有告密者,官员不得过问,还要提供驿站马匹,按照五品官标准提供伙食,送去拜见武氏。连农民或者打柴的都能被召见。如果说的让武氏满意,就破格升官,和实际情况不符也不追究。于是告密者蜂拥而起,普通人噤若寒蝉。周兴、来俊臣等酷吏甚至豢养无赖数百人,专门诬告罗织罪名。要诬陷一个人,让这些无赖在几个地方一起告发。来俊臣还编了一本《罗织经》,教这些无赖如何搜集无辜者的言行,如何捏造得惟妙惟肖。被构陷者进到牢中,他们再以酷刑折磨,只得认罪。以狄仁杰所受信任都曾差点被枉死狱中,更何况平民百姓。我看武则天的无字碑上应该大大地写一个“烂”!

道德,不是人类发白日梦创造出来的,而是人类在漫长的进步过程中总结下来,对自身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的行为准则。道德经过千年的洗练。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都以勤劳俭朴为美德。凯恩斯突然跳出来说,奢侈有理!浪费光荣!你相信谁?

需求定理中还有一点很关键,人们比较的是完成一个目的所耗费的成本,并不是个别物品的成本。茅台酒绝大部分需求是送礼需求,送礼的目的在于表达你对我有多重要。咱俩的关系,一切尽在不言中,就在这茅台酒中。茅台酒的价格越贵,证明你在我心中的份量越重。如果要送给未来岳父,我相信没有谁会嫌贵,反而越贵越要送,越贵越有效果。如果茅台酒降到跟二锅头一个价格,估计没有人会用它送礼吧?所有这些事情,跟茅台酒好不好喝、成本高不高没有太大关系。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商品房满足需求定理吗?为什么房子价格越上涨,越有人买呢?这实际上也满足需求定理,只不过是加进来了对未来的判断。当房子价格持续上涨,人们会预期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那么现在买的代价就会小于明年买的代价。越是上涨,人们的这种预期就会越强烈,购买的行为就会越多。而实际上,人们追求的还是代价最小化。

即使像爱心这样非常难以货币化的事物,也满足需求定理。比如一个慈善家关注遭遇苦难的人,他的目的是不幸者的改善程度和改善数量。对于同样的改善程度和改善数量,他要追求的是付出尽可能低的代价。

人的行为不可避免的交织着非货币的因素,忽略了这些因素,就无法准确地分析货币价格。

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崔烈通过灵帝的奶妈进献五百万钱当上司徒。正式任命那天,灵帝亲自出席。灵帝对左右说:“真后悔没有吝惜一些,否则可以要到一千万钱。”奶妈程夫人在旁边说:“崔烈是冀州的名士,怎么肯用钱买官!多亏我,他才肯出这么多,您还不满意吗!”崔烈的声望顿时大跌。

汉灵帝的经济学只包括了官职和价格,认为控制了官职的供给,价格就可以提高。奶妈的经济学显然更高明,将非货币因素纳入考量,不得不说历史中很多皇帝的奶妈都是厉害角色。奶妈知道崔烈这种名士,除了当官的追求外,还喜欢好名声。花钱买了官职,好名声可能就毁了。货币或者财富虽然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但并非全部。比如陪伴自己孩子成长的美好时光,错过了这段时光是无论多少财富也无法换回的。所以人们在做决策时,会自然而然地综合考量财富上的得失以及财富之外的得失。经济学如果把这些非货币因素都排除在外而只考虑价格,无疑会犯很多错误。

非货币的因素是如此重要,成为很多经济学家的主要分析对象。科斯提出了市场交易中的制度成本,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写《思考,快与慢》的丹尼尔·卡尼曼发现了心理学对经济的影响,也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的时候非货币的代价是能够转换为价格来衡量的。如果司徒的市场价是一千万钱,那崔烈的名声大概也就五百万钱。进献的那五百万钱加上自己的名声凑够一千万钱。

由于每个人的目的都是不相同的,甚至同一个人不同时间的目的都会变化,就延伸出另外一个结论。即使都是为了满足品尝苹果的目的,有的人需要甜的,有的人需要酸甜的,有的人需要红彤彤而且酸甜的,不一而足。对于同一个苹果,愿意支付的价格也不会相同。所以不可能通过粗暴简化的数学假设和方程的推导来获得经济学的理论。张三中午买馒头时比较饿,即使馒头贵一点他可能也买得比较多;晚饭的时候他不怎么饿,便宜的馒头他可能也只买一个。方程和曲线难道也要变来变去?

有的人讲经济学一上来就是一大堆方程,把数学模型当作经济学本身,就如同只告诉你发动机的转速、船速、船的倾角、船的航向,却没有告诉你应该驶向何方。很多人一谈到经济学就要说,你要先了解这方程那方程,根据这公式那公式,得出了最优解最大值……即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可以用光线射进运动中的电梯来解释,难道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居然沦为了不可说的学问?经济学成了禅宗,需要用数学当头棒喝才能顿悟?

就像米塞斯说的,“有些学派……仍在安安静静地继续画他们的曲线,列他们的方程式。他们并不心烦于他们的推理有无意义,也不心烦于他们的理论与实际生活以及和实际行为的关系”[2]。数学始终是工具,在明了了经济运行规律后,可以用来帮助计算。但把数学作为经济学本身,或者成为经济运行规律的来源,就是一件荒谬的事情。

经济学中常用的一个数学工具是概率。概率分布本质上是一种分类统计的方法,你可以说一群人之中智力超常儿童的比例是0.1%,但当其用在特定的个体上是不适合的,“每个人都有0.1%的概率当智力超常儿童”这句话毫无意义。同样的道理,对于航天飞机而言,某一个零件失灵的概率是0.01%还是0.0001%也是毫无意义的。一旦启动,航天飞机只有两种结果——毁灭或者安全返回。

这一点在保险公司的经营中也有体现。保险公司承保了100万个客户,可以假设这些客户的健康状况满足一定的概率分布,可是如果有人认为根据这样的概率分布就可以计算出某个具体客户的健康情况,那无异于痴人说梦。保险公司能够为这100万客户每人提供10万保额,但绝对不会为一个客户提供1000亿保额的保险。

经济学中,是正态分布打天下。不管什么理论,一上来先假设样本服从正态分布,原因是人类社会很多现象都符合正态分布。这是归纳法,不是演绎法,见到的10000只天鹅都是白的,不代表10001还是白的。

概率分布在所谓投资组合理论中是基石,荒谬性也就更甚。投资组合理论首先假设股票的回报率是正态分布,如果2000年的股价是100,2001年的股价是105,那么这只股票的回报率就是5%。然后根据过去若干年这只股票的回报率计算得到这个正态分布的期望和方差。这就是投资组合理论的基础。

但问题在于,怎么能够用一只特定股票的历史回报率去估算概率分布呢?如果有100个平行宇宙,同一年份这只股票在这些平行宇宙中有不同的回报率,用这100个回报率去估算概率分布是有意义的。用一只特定股票的历史回报率估算概率分布,就如同记录一只初生幼鹰蹦跳的高度,然后以平均数作为它下一次蹦跳的预测。等到雄鹰展翅的那一天,留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原地错愕,使得若干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输光了身家。

一个人不可能踏入同一条河流。

让这些经济学家倾家荡产的促发因素是俄罗斯的债务危机,这是宏观经济学的领域,也是凯恩斯的老巢。有人说,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可是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目的很明确嘛——要使国家富有啊!这难道还不够宏观吗?亚当斯密认为财富产生模式是这样的:生产是人类所有活动的基础,而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两者必须保持平衡——产出扣除消费后必须有一部分储蓄,这部分储蓄不仅用来维持生产力,而且需要提升生产力,这样国家才能走向富裕。其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沿着这条路继续发扬光大,而凯恩斯则练葵花宝典练得走火入魔、心智大乱。

 

[1] 《人的行为》(上),米塞斯,p119,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 《人的行为》(上),米塞斯,p45,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凯恩斯主义简述

按理说,我在介绍凯恩斯主义的时候应该不作主观判断。让大家毫无偏见地了解他们的主张。但是对不起,我实在太讨厌这个学说了。

我要提醒各位,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不要盲目相信这个理论。也许听上去会有些许合理之处,但所有这些合理之处最终被证明都是虚妄。如果说要评选最坏的经济学家,我认为凯恩斯不会低于前两名。

凯恩斯主义源自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后面我们简称《通论》。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明确地将货币作为重点在题目中写出来,而他的理论的重要假设也围绕着货币展开,他的错误也由此产生。

凯恩斯也许是一个重商主义者。所谓重商主义,就是认为只有金银才是财富,必须通过出口商品把金银换回来,而且进了国门就别想出去。《通论》的第二十三章是“略论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消费不足论”,为重商主义做了辩护。顺理成章地,我相信在凯恩斯的世界中,货币是如此重要,货币就是财富,增进社会的福祉就等同于增加货币。

凯恩斯追求的目标是增加就业量和国民收入,而非国民的财富。这一点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区分,国民收入并不代表国力。国民收入是新增量,国民财富是留存量。国民财富也会有损耗,只有新增量超过了损耗,国民财富才会增加。

凯恩斯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在大萧条后,大量失业的工人和大幅下降的国民收入。大萧条的困境是如何产生的呢?他是这样分析的。

首先每个人得到收入后,并不会全部消费,而是只消费其中一部分。正因为留存的这部分,使得企业赚不到足够的钱。利润下降之后,企业家就会随之减少投资。没有新增投资的支持,工人就无法获得工作的机会,因此产生大量的失业。失业又会进一步减少消费,于是这样一个下行螺旋开始自我加强,经济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如果这是危机的原因,那要如何着手解决呢?

为了解决这未被消费的部分,就需要有一位救世主从天而降来增加消费或投资。这个救世主就是政府。政府通过新增消费或投资能够对就业和国民收入产生强烈的影响。这种强烈的影响能够数倍于消费或投资的新增量。这个倍数叫做消费乘数或投资乘数。

凯恩斯假设,新增消费占新增收入的比例被称之为边际消费倾向,是介于0和1的一个常数。我们把所有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都当作0.8。如果政府从甲这里新买了100元的商品,甲就会拿出80元支付给乙进行消费。乙得到80元后又到丙那里消费64元,以此类推……最终所有人的消费量加总之后,有一个数学公式可以计算:元。因此政府多花了100元,最终社会总体消费就增加了500元,是政府支出的5倍。这种效果被称之为乘数效应,那个倍数就被称作消费乘数。如果政府新增了100元投资,最终对经济也会产生这样的倍数效应,这个倍数就是投资乘数。

随着乘数效应发挥作用,经济又面临新的挑战。凯恩斯说,“……公共工程资金的筹措以及就业量的增加和随之而来的价格上升所需要的周转现金的增加量可以引起利息率的增加,从而会阻挠其他的方面的投资。与此同时,资本品成本的增加会减少私人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而这种减少又需要利息率的下降加以抵消。”[1]

这里出现了《通论》中两个重要的概念,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凯恩斯给出的定义是,“资本边际效率……是为了进行新投资而需要借进资金的人所愿意支付的代价,而利息率则代表现行的提供资金的代价”[2]。注意,凯恩斯这里把这两者都定义为“资金”的代价——重商主义的本色。于是这两个定义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投资回报率和贷款利率。

然后凯恩斯用带有他鲜明风格的证明方式,论证了资本边际效率会快于利息率下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通论》第十七章)。由于政府支出增加会带动消费增加,于是企业会增加投资。机器设备需求的增加会提高该种设备的价格,加之长期中资产的增加会导致预期收益下降,从而降低资本边际效率。

凯恩斯认为利息率会下降得最慢,因为劳动不能被使用于制造出更多的货币,而且也没有其他商品能够替代货币[3]。当利息率高于资本边际效率时,就不会有新的资本形成,于是制约了就业的增加。所以要将利息率降低到足够低,才会有新的资本形成,进而达到充分就业。

以上是凯恩斯的主要主张。根据这样的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几个推论。

消费对经济是一件好事。凯恩斯主义假设消费总是不足的,因此增加消费后,由于消费乘数的作用,就能够拉动经济。

战争对经济发展是一件好事。国家对军火的采购和战争投入的支出,通过乘数效应作用于经济,使得每次战争都伴随着GDP的增长。于是凯恩斯主义者声称,战争能够拉动经济。

巨大的自然灾害是一件好事。由于人们的财产在自然灾害中被摧毁,因此人们就需要增加支出来重建,这就带动产出成倍的增长。记得在汶川地震之后,也有零星的声音叫嚷,这样的灾难能够帮助中国经济走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

凯恩斯主义中有几个假设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首先,为了使经济走出衰退,政府要增加消费和投资以增加总需求。但是凯恩斯主义没有交代清楚政府增加的这些消费和投资来自于哪里。

其次,凯恩斯主义假设,储蓄和投资是总量的概念,而没有考虑其中的具体内容。这个理论只是从货币上去考虑储蓄和投资。储蓄有100万元,可以用来投资的就是100万元。增加了100万元的投资,就可以拉动经济。但是投资在行业间和企业间是不能混同的,不是用100万这样一个数字就能代表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章节进行讨论。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凯恩斯主义频频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我不得不说,凯恩斯主义是恶毒的经济学,该理论逻辑错乱、支持浪费、怂恿战争、鼓励欺骗……

 

[1]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p124,商务印书馆。

[2]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p168,商务印书馆。

[3] 我始终没有搞懂凯恩斯这个论断是指什么,出自《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p140,商务印书馆。

生产是根本

生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没有生产就没有我们身边的这些物品,人就无法生存。生产发展后,人们有了分工,生产就成了需求的基础。人类社会的经济危机实际上也都是生产的危机。

生产是需要计算的,所以为了生产的进行,首先是让生产变得可以计算。仅仅这样一个简单的变化,就能对生产力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也是生产发展的动力源。

关于如何改进生产工艺和效率,经济学帮不上一丝一毫。经济学唯一能够告诉大家的就是,生产是根本。

生产是根本

自古以来,优秀的君王都对生产都极为重视。从来没有一个朝代,完全不事生产而繁荣昌盛的;也从来没有一个生产不足的朝代而不灭亡的,有的是用度超过生产,有的是战争摧毁了生产。

文景之治是秦统一天下后第一个治世,主要归功于汉文帝,景帝基本上延续了文帝的政策。刘邦死了之后,皇后吕氏专政,封了很多亲戚做王侯。吕后去世,吕氏家族的这些外戚准备作乱。当时跟随刘邦的开国元老陈平和周勃还在,合作剿灭了吕氏乱党,拥汉文帝登基。

文帝非常赏识贾谊,贾谊向文帝建议: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穷而可治理好,自古及今,未尝闻之。古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产有限而用之无度,则财力枯竭。……生产者甚少而浪费者甚多,天下财产怎么能不缺。

大汉建国快四十年,公私之积,少得可怜。失时不雨,民众惶恐;岁恶歉收,卖爵鬻子。天下如此危难,陛下难道不怕吗!

世间丰年荒年交错,天道之行。……如果不幸有两三千里之旱,国家拿什么救济?边境突然有急,数十百万士兵,国家拿什么供应?兵、旱叠加,天下枯竭,有勇力者聚众掠夺,贫弱无助者易子相食。……积贮者,天下重要之事。如果粮多而财产有馀,干什么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

文帝认为贾谊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以身作则号召天下投身生产。(公元前178年)举行“藉田”仪式,文帝亲自耕作,为天下做出表率。同时降低农民赋税来鼓励生产。并且在位期间,始终以此为立国根本。

汉文帝治国以黄老之学为本,老子提倡“无为而治”,也就是顺其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毫无作为,想要顺其自然,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自然之理,这已经足够人们耗尽一生去追求。所以无为而治并不是躺在床上睡大觉,而是放下傲慢,学习规律,尊重规律。“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因为文帝的顺其自然,所以对生死也颇为豁达,并不为求永生而穷四海之力,也不为死去而哭天抢地。汉文帝遗诏说:

朕闻之:天下万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没什么哀伤的!当今之世,都乐生而恶死,厚葬以致破产,重孝以致伤身,吾甚不取。……令天下吏民:得令后,悼念三日,皆脱掉丧服;勿禁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皇家应服丧事者,皆不用赤脚;孝带勿过三寸;勿用丧布盖车及兵器;勿派民众哭临宫殿中;……其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参照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按照原样,勿有所改。……

文帝在位23年,勤俭治国,鼓励人民生产而很少动用民力,这是不是就是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呢?汉景帝在位16年,延续了文帝的政策。这段时期,汉朝百姓富足、国力强盛,史称“文景之治”。

汉景帝后三年(前141年),汉朝建国,承接的是秦末财力匮乏的社会,纵使天子都不能配备四匹同样毛色的马匹拉车,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百姓没有积蓄。文景之治期间,百姓人人自给,家家足用。粮仓都装满粮食,府库中储存了剩余物资。国库中的钱累积万万,串钱的绳子都已朽烂,无法点清数目。国库中的陈旧粟米一层盖一层,装满太仓而流出仓外,只好在外面堆积,以至于腐烂不能食用。

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成功之处在于重视生产。生产实在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来自于生产。生产也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的存在是为了交换,而交换就少不了供给与需求。供给创造需求,这是萨伊定律告诉我们的。人们只有生产出商品,才能够用这商品去交换其他所需商品。如果压根就没人生产,难道拿西北风去交换吗?或是去交换西北风吗?

但是萨伊定律不是说,生产出来的商品一定会有人购买,和其他商品交换的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决定。供给的商品是市场所急需的,创造出来的需求就高;供给的商品是市场所抛弃的,创造出来的需求就低,甚至为零。粮食有时能换到金银珠宝,那是因为市场急需。

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广陵城内的人竞相带着珠宝玉器黄金绸缎到张雄的军营换取粮食,一个通天犀带只换得大米五升,一条锦缎被子只换得粗糠五升。

有的时候只能换得几个铜钱,那是因为粮食供给已经过剩。

唐高宗麟德二年(665),连年丰收,一斗米才五个钱,麦子、豆类上市都没有人买。

萨伊定律容易被误解。凯恩斯认为,萨伊定律的意思是,生产商品的价格与购买商品的价格相等。如果这样理解,萨伊定律听起来就像痴人说梦。买者和卖者毫无关系,怎么可能会存在着令两种商品价格相等的因素呢?

萨伊定律的重点不在于说明价格之间的关系,而是强调生产是需求的源头,辛勤的劳动是品尝劳动果实的前提。

但是随着分工的日益细化,经济的宏观图景越来越浩大,慢慢地人们的注意范围只能覆盖到局部。在漫长的因果链条中截取了这样一段:人们争相消费汽车,汽车厂商生产旺盛,汽车工人收入增加,汽车工人的消费又使得其他行业销售旺盛……于是人们得出结论——消费的增加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消费才是经济的引擎!

历史中充满着对这个结论的反驳,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

经济危机来自生产不足

自古以来危机不断,归根究底总是生产不能满足消费的危机。有可能是生产得太少,也有可能是消费得太多。

晋朝前承曹魏,“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放诞盈朝”。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三国后,更是追求奢侈安逸。所谓文人雅士追求放荡不羁,文辞追求华美而不实用。

(584)隋朝治书侍御史李谔评价这段历史说:“魏朝三祖,崇尚文词,忽略君主之大道,好雕虫之艺。上行下效,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过是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只描写风云之状。世俗以此为高,朝廷据此提拔任命。利禄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对于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雅朴素为古拙,以工于词赋之人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

到了晋惠帝时期,“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诞为美,弛废职业”。裴頠著《崇有论》批评当时的风俗:“……有装模作样高谈阔论者,深列有形之累,盛赞空无之美。……于是看不起脚踏实地,轻贱减费增利,以不着边际的事为崇高,以认真经营的人才为卑贱。……立论以虚无为玄妙;任职不熟悉职务,称之雅远;自私毫无廉洁操守,称之旷达。故磨炼道德操守的风气荡然无存。放纵者有的违背丧葬礼仪,忽视仪表,渎长幼之序,混贵贱之级,过分的甚至光屁股乱跑,无所不至,士人的德行更差了。”

晋惠帝就是那个“何不食肉糜”的皇帝。晋惠帝痴呆,曾经在华林园听到蛤蟆叫,对左右说:“这叫唤的东西,是为了天下的事情,还是为了私事?”当时天下饥荒,百姓饿死,晋惠帝听说了,问:“为什么不吃肉糜呢?”因此权力都在小人手中,政出多门。有权有势的家族,互相推荐请托,好像做买卖一般。

这种情况下,晋朝分崩离析是早晚的事,西晋北部从此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司马氏蜷缩在江南一隅建立了东晋。但是东晋也始终没有建立起和平稳定的统治,不断有权倾一方的重臣作乱。当时王、谢、庾、桓四大家族,除了姓谢的,其他三大家族都是造反派。“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中的“王谢”说的就是这几个重臣。

晋元帝时期,轮到桓家造反,重臣桓玄自恃控制了三分之二的东晋疆域妄图称帝。另一方面海盗孙恩不断骚扰沿海地区。所以百姓难以安定从事劳作,又加上沿海水陆无法运输粮食、桓玄封锁了长江水道,官民的储蓄都已经耗尽。

晋安帝元兴元年(402),隆安以来,全国上下的百姓,对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动乱战争,深感厌倦。这时三吴地区发生大饥荒,住户人口都减少了一半左右。即使是富贵人家,也都穿着绫罗绸缎,怀里抱着金玉,关起门来相视饿死。

孙恩的作乱与桓玄的造反,彻底破坏了晋朝当时的生产,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也就是粮食的生产和供给不足。

萨伊定律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危机的角度。供给创造需求,粮食的供给不足,创造出来的对其他商品的需求也不足,对绫罗绸缎和金玉的需求更低,在当时简直和垃圾无异。现代社会所谓生产过剩的危机,也是民众真正需要的商品供给不足,对过剩产品的需求也就不足。解决的办法不是压低绫罗绸缎和金玉的价格,而是应该让粮食的生产更有效率,提高粮食的供给。有效供给增加了,创造出来的需求会随之增加,对绫罗绸缎和金玉的需求才会增加。

所以现代社会的经济危机还是可以归结为生产不足。

生产需要计算

要使得生产得以发展,最首要的条件是能算得清账。经济学诞生之前,人们就在用需求定理指导自己的行为——以最小的代价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但前提是人们能搞得清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获得的好处是什么。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大军阀朱温(不是猪瘟)建立了后梁。与此同时,另一个大军阀李克用以兴复唐朝为名,与朱温对峙。李克用死后,他的儿子唐庄宗李存勖灭掉后梁建立后唐。唐庄宗能征善战,与后来的周世宗柴荣并称英武之君。但灭掉后梁之后,李存勖就开始荒废朝政,宠爱戏子。最终李存勖在叛乱中被戏子所杀,手下大将李嗣源称帝成为后唐明宗。

后晋高祖石敬瑭当初是后唐的一个将领,也是李嗣源的女婿。李嗣源死后,石敬瑭与后唐末帝争夺皇位。为了战胜后唐,石敬瑭向契丹借兵,许以燕云十六州,并向契丹臣服自称“儿皇帝”,自此身背骂名,成为著名的大汉奸。但实际上他不是汉人,所以不是严格意义的“汉奸”。当时契丹国力强盛,石敬瑭一直卑屈以事契丹,训农习战,养兵息民,民众略能从战乱中恢复。

皇帝既以休养生息为国策,臣下也必谋划于此。

(938)后晋金部郎中张铸上奏说:“我看到乡村中的流民,并非不愿耕种,也并非不愿安居乐业,只是因为他们种树还不到十年,垦田不足三顷,将要成为生计之业时,就要被县里征收供应徭役,还课以重税,用严酷的刑罚震慑他们。因此,这些流民才会舍弃产业,另谋出路。请求从今以后,民众垦田五顷以上的,三年之后才付徭役。”后晋高祖采纳。

张铸上奏使流民得以生计,所奏重点在于让人们明确收益与成本的界定。当时的情况是,获得的收成可能被重税所剥夺,付出的成本可能因为徭役而加重,人们于是茫茫然不知所措,干脆一走了之。所以规则必须明确,何为收获,何为付出,而且不可以经常变动。只有这样,为了争取最小代价,人们才知道应该减少什么;争取最大回报,人们才知道应该增加什么。换句话说,人的才智才得以发挥。

石敬瑭对契丹低三下四,从维护他的统治权来看,是正确的策略。石敬瑭死后,他侄子后晋出帝知耻而后勇,毅然对契丹开战。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何况无算乎?当时契丹国力正强,后晋为契丹所灭。后晋大将刘知远趁乱建立后汉。后汉高祖刘知远仅在位一年便死去,后汉隐帝即位。后汉隐帝对开国功臣郭威颇为猜忌,派人赐死。

郭威造起反来,建立了后周,成为后周太祖。郭威也实行了与后晋同样的正确政策,仅仅是使生产活动变得能够计算,就会推动生产力大幅提升。

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前代屯田都在边疆,由卫戍的士兵耕种。唐末,中原驻扎军队,所在之处设置营田耕种。以后又招募富户耕种让他们交纳租税。户部另外设置机构总管,不隶属于州县,有的壮丁多而无徭役,有的收容庇护奸人盗贼,州县无法追究。后梁太祖进击淮南,抢掠到的牛千万计,提供给东南各州农民,让他们每年交租。自此经过几十年后,牛死而租不免,农民深受其苦。后周太祖知道其中弊端,颁布敕令:“全部取消户部营田事务,将耕种营田的农民隶属于州县。他们的田地、屋舍、耕牛、农具,同时赐给现在的耕种者作为永久产业,全部免除牛的租税。”这一年,户部增加3万多户人口。农民既已得到田地作为永久产业,方才敢修葺房屋、种植树木,获取地利数倍于以前。……

郭威去世之后他的养子周世宗柴荣即位,司马光称赞后周世宗柴荣“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宋太祖赵匡胤当年是柴荣手下一名勇将。再后来大名鼎鼎的小旋风柴进就是柴荣的后世子孙。因为柴荣的儿子将皇位禅让给了宋太祖赵匡胤,所以柴进家中有太祖皇帝御赐丹书铁券,保证柴氏子孙永享富贵。

千年之后,类似的规律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同样是使得生产变得能够计算,这次发生的地点在安徽省小岗村,生产力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生产的要素

经济学中主要的生产要素归结为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道,“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只有两个方法,一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一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1]。资本和技术都是增进生产力的途径。

劳动力的重要性自不必说,没有人谁去劳动?

(887)当初东都洛阳经过黄巢之乱,活下来的人们聚集在三座城中相互照应,接着秦宗权、孙儒残暴破坏,仅剩下断壁残垣。张全义刚到,白骨遍地,满目荆棘,居民不足百户。张全义带着百余人,和他们一起保卫中州,田野中一个耕作者都没有。张全义在麾下选了十八个能力强的人,每人发一面旗一张榜,叫他们“屯将”。让他们到十八县废墟中,竖旗张榜,召集流散民众,劝导民众耕作。惟杀人者处死,其余只处以杖刑。无严刑,无租税,民众聚集生活起来。又选强壮者教他们作战,以抵御强盗。数年之后,都市街巷逐渐恢复以前的样子。各县户口也都归复,桑麻成片,野无闲田。能作战的,大县七千人,小县不少于两千人,于是设置军佐管理。张全义明察秋毫,人不能欺,但为政宽简。外出见丰收粮田,就下马与随从观看,找来田主,用酒食奖励。有养蚕种麦收成好的,张全义有时亲自到家里,把老幼全叫出来,赐以茶帛衣物。民间有言:“张公不喜欢声伎,见了没笑过,只有见到好麦田和蚕茧才笑。”有田地荒芜的,就集合众人对其处以杖刑。有的说缺少劳力和耕牛,张全义就责备他的邻居:“他缺少劳力和耕牛,为什么不帮助他!”大家都赔不是,才放了这人。从此邻里互助,各家各户都有蓄积,凶年不饥,逐渐富庶。

唐朝可以说最终毁于黄巢之乱,因为后来灭掉唐朝的朱温当初就是黄巢的部下。黄巢之乱,对唐朝的劳动力是极大的摧毁。兵马屠戮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人们躲避战乱,生产无法进行。一年绝收,下一年就是饥荒,劳动力更加减少。因此老子才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要怎样的狂妄才能把战争与经济增长联系到一起啊!

张全义把流民聚集一起,提供稳定的居所,分配荒废的农田,实施鼓励农桑的政策。所有这些,为的都是让劳动力发挥作用。于是数年之间,民众温饱,仓有余粮。

农业经济中土地是不可缺少的生产物资,我们还可以推而广之,把土地理解成所有的自然资源。古代为了使人们都能耕作劳动,官府会实行均田制,将农田按照每户的人口进行分配。

(485)北魏孝文帝下诏实行均田制。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每人得到四十亩没有种树的农田,女子每人二十亩,奴仆婢女按照成人的标准。一头牛得三十亩农田,以四头牛为限。所配给的农田如果是隔一年才能耕种的贫瘠土地,面积加倍;如果是隔两年才能耕种的,面积增加两倍。百姓到了纳赋的年龄就配给土地。年老或去世,土地归还官府。初次授田,男子给田二十亩,规定种五十棵桑树。种了桑树的土地,世代经营,死了也不用交还官府。对土地富余的农家,不受田也不令还田。土地不够的农家,按照法令配给。世代经营的田地,有富余的可以出售。

(564)北齐武成帝下令,百姓满十八岁授予田地并交纳赋税,二十当兵,六十免除劳役,六十六岁交还田地免去赋税。男子每人授田八十亩露田(种谷物的田),妇女授四十亩,奴婢相同。有耕牛增授六十亩。每对夫妇赋税为一匹绢、八两棉,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是平民的一半,一头牛征税二尺绢,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上缴中央,义租缴给所在郡防水旱灾年。

在分田地的时候,有牛的农户获得增授的田地面积介于成年男子和女子之间,一头牛相当于增加了一个壮劳力。农耕时代,牛和农具就是农业机械。有了它们的助力,农民的生产力就能够提高。

机器设备等资本财对生产的提高是有重要作用的,而且随着分工的日益细化,有的工作缺少机器设备根本无法完成。比如缺少了石油裂解装置,即使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也无法生产出汽柴油。

生产的提高还有一项重要的因素是技术。汉武帝晚年的时候,对自己穷兵黩武的上半辈子有所悔悟,开始让人民休养生息,推广农耕技术。

(前87)汉武帝封田千秋为富民侯,取“思富养民”的意思。任命赵过为搜栗都尉。赵过精通轮耕保持地力的办法,在土地耕耘技术和农具制造方面都有好方法。教给百姓后,百姓省力而收获多,感到非常便利。

技术创新并不是经济学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有赖于各行各业行家里手的长时间积累和辛勤劳动,再加上必不可少的运气。没有对行业的专注,就没有创新。

现在有很多经济学家大言不惭地对创新指手画脚,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唐太宗曾经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朕年轻时喜好弓箭,曾得到十几张好弓,自认为没有能超过他们的,最近拿给做弓箭的弓匠看,他说:‘都不是好材料。’朕问他原因,弓匠说:‘弓料的中心部分不直,所以脉纹也都是斜的,弓力虽然强劲但箭发出去不走直线。’朕这才醒悟到以前对弓箭的性能分辨不清。朕以弓箭平定天下,而对弓箭的性能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何况对于天下的事物,又怎么能遍知其理呢!”

经济学成了蝇营狗苟的工具,经济学家成了胡说八道的头衔。

 

[1] 《国富论》(上),亚当斯密,p315,商务印书馆。

运输

古代社会,运输的重要性不亚于农业生产本身,其成本之高足以影响到国家贫富和安全。当年唐朝的京城在长安,又在洛阳设东都,很重要的原因是关中与关东地区的粮食产量不均衡。

(709)关中饥荒,一斗米值百钱。调运崤山以东及江淮地区的稻谷到京师,牛累死了八九成。群臣请唐中宗去东都洛阳。皇后韦氏家在杜陵,不愿意去东都,就让巫师彭君卿等人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后来大臣又劝去洛阳,唐中宗怒骂:“岂有逐粮天子邪!”

当初唐中宗是在武则天的淫威下战战兢兢地过活,和韦后被幽禁在房陵,备尝艰危,情爱甚笃。唐中宗每次听到敕使到了,就吓得要自杀,韦后阻止他说:“祸福无常,还差这一死吗,着什么急!”唐中宗曾经私下向韦后发誓:“有幸复见天日,我要让你随心所欲,不相禁御。”等到韦后再为皇后,确实随心所欲,意图效仿武则天篡位听政。

韦后和后来唐肃宗的张良娣有点类似。张良娣性巧慧,能揣摩肃宗心意。跟着肃宗到朔方,当时兵力单寡,张良娣每次睡觉,总是挡在肃宗身前。肃宗说:“御寇非妇人所能。”张良娣说:“仓促之际,妾以身抵挡,殿下可从后面脱身。”到了灵武,张良娣产子,三天就起身缝制战士衣甲。肃宗阻止她,她说:“现在不是妾休养之时。”肃宗因此更加怜惜。肃宗即位后,张良娣颇擅权,后欲改立太子,被废。

能同患难,未必能同富贵。患难时,资源匮乏,既无力为善,也无力为害。飞黄腾达后,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不是每个人都能约束自己。

唐玄宗和太平公主合力诛灭了韦氏,拥唐玄宗的父亲唐睿宗登上皇位。因为玄宗的英明神武,睿宗又传位给唐玄宗。但是唐玄宗也得经常逐粮。做天子的,计利当计天下利。别说逐粮,如果讨饭能造福苍生,也责无旁贷。

(733)关中久雨粮价腾贵,玄宗准备去东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计划这件事。裴耀卿说:“关中是帝业所兴,应百代不变,但耕地少粮食产量低,所以时不时去东都缓解关中负担。臣听说贞观、永徽的时候,朝廷耗费不多,每年从函谷关以东漕运一二十万石粮食,足以周转,陛下可以留在关中。如今用度增加,运送之前的数倍仍不能满足,所以使陛下多次冒着寒暑转移以体恤关中人民。现在如果让司农把粮租都运往东都洛阳,然后转漕运充实关中,让关中有数年的储备,就不用担忧水旱灾害。而且吴人不熟悉漕运,停留时间久,会产生盗窃损失。臣请于河口设置粮仓,使吴船到那送完米就离开,官府自己雇船分别送入河、洛。再于三门东西各设置一粮仓,米送到就储存下来。水势险急就停止漕运,水通就顺流而下。或者开辟山路,用车运送。不用再停留等待,省数万费用。黄河、渭水岸边都有汉、隋的粮仓,修整并不难。”玄宗很认可。

(734)玄宗任命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并在河口设置运输场。又于运输场东设置了河阴仓,于运输场西设置了柏崖仓,于三门东设置集津仓,于三门西设置盐仓。又开凿漕渠十八里以避开三门之险。先前用船运江淮地区的米至东都含嘉仓,再雇车陆运三百里至陕郡,大约两斛米运费一千钱。裴耀卿命令江淮地区的运米船都把米运到河阴仓,改用黄河船运到含嘉仓及太原仓,然后由太原仓通过渭水运到关中。三年中共运米七百万斛,节省雇佣车费三十万缗。有人劝裴耀卿把所节省的钱献给皇上,裴耀卿说:“这是公家的赢利,我怎么能借此讨好皇上呢?”于是全部上交作为调节市场粮价的经费。

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产区,位于函谷关以东,即古代所谓关东。这些地区的粮食产量要高于长安地区,将这些地方的粮食运送补充关中就成了重要的任务。

唐玄宗前半部分是个好皇帝,勤俭治国、爱护百姓,也才会有“开元盛世”。后来繁荣昌盛日久,唐玄宗也渐渐懈怠。又认为国库充裕,便享受起来。所谓“上有好,下必有甚焉”,聚敛之臣更是争相献媚,搜刮民间供玄宗享受。尤其是李林甫拜相之后,唐朝就开始走下坡路。

李林甫是唐玄宗时期的一代奸相,成语“口蜜腹剑”最初就形容他。他善于笑脸相迎,暗中陷害。安禄山对其他大臣“皆慢侮之,独惮林甫,每见,虽盛冬,常汗沾衣”。安禄山叫李林甫“十郎”,每次办事的人回来,安禄山必问:“十郎何言?”得美言则喜。有的时候李林甫说:“告诉安大夫,检点些!”安禄山就哀叹:“噫嘻,我死矣!”。

李林甫出身世家,他的伯伯和堂兄是李思训和李昭道,史称大小李将军,以青绿山水称绝,是中国绘画史中山水画的里程碑。

当初任命李林甫为宰相时,张九龄曾经极力反对,并说李林甫可能日后成为唐朝的祸害。但李林甫很善于揣摩玄宗心理,办事都顺着玄宗的想法。张九龄则经常据理力争,因此失宠。一个人真正能够有自知之明,听得进去逆耳忠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唐玄宗的疏忽与放纵,造成了安史之乱,成为盛唐衰弱的肇端。安史之乱被平定后,所引发的藩镇割据的忧患,始终未能解决。

后来到了唐德宗时,运输成本又被转嫁到农民头上,更为繁重。

唐德宗贞元三年(787),自从兴元年间,这一年的年景最好,米一斗值150钱,粟一斗80钱。德宗颁布诏令在丰收的地区和籴。德宗在新店打猎,来到农民赵光奇家。德宗问,老百姓高兴吗?赵光奇说,不高兴。德宗问,粮食丰收还不高兴吗?赵光奇回答说:“诏令没有信用。以前说两税之外没有其他徭役,现在不属于两税的搜刮比两税还要多。和籴实际是强夺粮食,还不曾见到一个钱。开始说官府买进的谷子和麦子只需在道旁交纳,现在却让送往京西行营,动不动就是几百里,车坏马死人破产,难以支撑下去了。”德宗于是免去赵光奇家的税赋。

司马光为这件事气得跳脚,“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你这家伙怎么这么不开窍!你听到农民跟你抱怨苛捐杂税,你应该惩罚那些骗你说农民都很幸福的奸臣,并且整顿财税,救天下百姓于水火。你光是免去赵光奇家的税赋有什么用,难道普天下的百姓都有机会让你到家里面吗?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区区几百里的路,在当时是农民运粮无法负担的距离。

唐德宗的宰相是卢杞。据说卢杞貌丑,色如蓝,但有辩才,所以德宗很喜欢他。当年郭子仪见宾客,姬妾不离左右。卢杞曾经探望病中的郭子仪。郭子仪让侍妾全部进到内室,自己一个人等待卢杞。有人问其故,郭子仪说:“卢杞样子丑陋而心地险恶,妇辈见到一定失笑,他日卢杞得志,我一定灭族!”。郭子仪可以说有识人和先见之明,七子八婿安养晚年不是运气。

卢杞记恨颜真卿,怂恿唐德宗将颜真卿派遣出使叛军李希烈,导致颜真卿后来终被李希烈杀害。颜真卿一家满门忠烈,他的兄长颜杲卿抗击安禄山,怒骂叛贼慷慨就义。他的《祭侄文稿》祭奠的就是同时就义的侄子,不能只知其侄,不知其兄啊!颜真卿出使时,多方阻拦,仍难改德宗决定。

德宗之难寤!

货币非财富

“一个人穷得只剩下钱了”,这句话在经济学上是有意义的。货币并不是财富,其代表的财富来自于购买力。如果钱什么都买不了,只拥有“钱”确实很贫穷。一种货币能够获得人们的信任,关键是其购买力有保证。

货币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各种各样的商品,最后贵金属由于方便交易等优点成为了固定的货币。像生产商品一样,货币的生产也需要相当成本。

古时候,谁能生产货币谁就获得了财富的源泉。不过,货币生产得太多,能买到的东西就少,商品的价格就升高。价格升高的速度和幅度,各个商品却各不一样,对人们财富的影响也各不相同。

货币的价值来自购买力

货币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数量和种类日益繁多,货币的出现成为必然。货币的出现经历过几个阶段。在开始时,并没有货币,只有各种各样的货物,人们进行物物交换。随着交易的增多,某几种货物方便携带,品质稳定,慢慢就成了交易的中介。凡是交易的时候,大家先把自己的货物换成这些中介,然后再用他们去交换自己需要的物品。这些中介最后就成为了货币。但这些中介仍然是货物,不过是大家通用的货物,所以叫“通货”。由于铜、金、银等金属单位价值高,成为最普遍的通货。

古代“钱”就和我们现在的“元”类似,是货币单位,比如一斗米200钱。汉朝的时候,一“钱”的重量是五铢。如果重量变为二铢呢,也还是一“钱”。官府有时将大一点的铜钱重新熔铸成两个小铜钱,这样原来的一钱就变成两钱,是真正的“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由于用货币交换商品非常方便,人们逐渐偏好保留货币而不是货物。慢慢地,有的人将货币本身作为财富——拥有货币量越多,财富就越多。但财富终究还是拥有商品的数量,货币所代表的财富是它能够购买的商品,而非货币本身。这就好比巴甫洛夫的实验,狗虽然每次听到铃声之后都会吃到肉,但狗如果只贪图铃声而将肉置之不理,那最终只能饿死。

王莽篡汉后,汉光武帝刘秀创立了东汉。当初刘秀和哥哥刘縯一同起兵,刘秀性格勤勉,爱好种田。刘縯笑话他是刘邦的哥哥刘喜。之后东汉王朝在明帝、章帝、和帝的努力下,国力达到顶峰。其中章帝的草书非常有名,被称为“章草”,但章帝31岁即亡。之后汉和帝也不到30岁就死了。其后都是年幼的皇帝被兴废,权势最终落入外戚梁冀之手。汉质帝即位的时候年仅8岁,见到梁冀称之为“跋扈将军”。梁冀颇为忌恨,废而杀之,立汉桓帝。汉桓帝也受不了梁冀,于是找了一大帮太监,把梁冀诛灭。太监立了大功,也有了势力。汉桓帝和后面的汉灵帝是两个昏君,所以《三国演义》里面的经常会说“桓灵之乱以来……”。桓灵时期,尤以太监干政为甚。

汉桓帝也比较倒霉,在位期间天灾人祸此起彼伏。

(151)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

(153)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者数十万户,冀州尤甚。

(154)夏,蝗。

(155)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夏,南阳大水。

(158)京师蝗。

(159)夏,京师大水。

(161)大疫。

(166)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

汉桓帝永寿三年(157),有人上书说:“人民所以贫困,因为钱币太轻,厚度太薄,应该改铸大钱。”

太学生刘陶上书说:“当前的忧患不在于钱币,而在于饥荒。连年的庄稼都被蝗虫和螟虫吃光,民间所织布匹被朝廷和官吏搜刮一空。人民所忧患的难道是钱币的厚薄和铢两的轻重吗?就算使当今沙砾化为黄金,瓦石变为和玉,如果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即使有天皇氏、伏羲氏的纯洁美德,唐尧和虞舜的清明政治,也不能保护皇室统治。人民可以一百年不用钱币,不可以一天饥饿,所以食物才是最急迫的问题。主张改铸钱币的人,不了解农业生产是国家的根本,只说改铸钱币的好处。……就算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使不吃东西的人民,也不能满足无尽的需求。要想人民富裕、财富充足,最要紧的是停止征役,禁止掠夺,则百姓不必劳苦而自然富足。如果陛下哀怜天下的百姓,欲铸钱统一货币以改变弊端,犹如在沸鼎之中养鱼,让鸟在烈火之上栖息。……愿陛下放宽刻薄的禁令,延后铸币之议,听民间的歌谣,问路边老人的担忧,……天下民心,国家大事,粲然皆见,无有遗惑者矣。想到当今地广而不得耕,人民众多而无所食,小人争抢重要权柄,如秃鹰盘旋天下,如乌鸦掠夺求饱,将人民连皮带骨吞下而不满足。诚恐最后有役夫、穷苦工匠在板筑之间奋起,振臂举斧,登高远呼,使怨民响应云合。就算用一尺见方的钱,如何能救其危难!”遂不改钱。

太学生刘陶在汉桓帝时期颇提出了不少卓越见解,无奈生不逢时。当时汉朝面临的情况是天灾人祸摧毁了农业生产,粮食需求难以满足。改铸钱币并无法增加粮食的产量,也无法使空虚的粮仓装满。可以把五铢钱改为十铢钱,但是一个米粒儿却无法变成两个米粒儿那么大;也可以把五铢钱改为两个二铢钱,但是一个米粒儿分两半也不会变成两个米粒儿。钱的数量可以调来调去,商品却不会随着增增减减。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见识比刘陶差远了。

经济学历史上有一个学派叫做重商主义,他们认为,只有金银才是财富,必须通过出口商品把金银换回来,而且进了国门就别想出去。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节衣缩食,将节省下来的产品都卖给外国换来黄金。每个人拥有的只有黄金,吃的食物简单粗糙甚至不能保证卫生,周围的环境肮脏不堪污水横流,那么他们拥有的财富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更进一步,如果换来的不是黄金,而是其他国家的纸币,这个国家的财富又会增加还是减少?

有迹象表明,凯恩斯倾向于重商主义。所以在凯恩斯的推理过程中,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他把货币和财富本身混为一谈。凯恩斯似乎根本没搞清楚古典经济学在讲什么东西,古典经济学在讲商品,他却当作货币,简直是鸡同鸭讲。凯恩斯认为,古典经济学所说的投资“代表对可投入的资金的需求”[1],他还在《通论》的注解中解释道,“马歇尔使用的名词是‘资本’,而非‘货币’;是‘供给量’,而非‘贷款’。然而,利息却是为了借货币而偿还的东西,……”古典经济学所使用的“投资”、“资本”等这些词,显然不是货币的同义词,而是具体的经济要素或经济财。尽管它们可以用货币来衡量,但追根究底它们还是实实在在的商品。就好比羊倌数羊的时候可以用一个石子代替十只羊,但是他不会傻到回家的时候装一兜子石子,而把羊扔在野外不管。

凯恩斯把货币与经济财的混淆,造成了他理论的错乱。

 

[1]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p180,商务印书馆。

购买力要稳定

用货币来进行经济计算要方便很多。比如今年5000斤粮食能卖10万元,化肥花去2万,雇工花去1万,家里开销需要5万……最后是赔是赚,一目了然。如果改为物物交换来计算,化肥要用矿石换、雇工需要二锅头、电费要用煤炭换、村口小卖部的二锅头要用粮食换……复杂程度差好几个数量级。

但是货币的购买力如果不稳定,就会给经济活动的计算带来很大的困扰。

当初汉武帝穷兵黩武,留下一个烂摊子。国家财力虚耗,户口减少了一半。霍光减轻赋税和徭役,使百姓得到休息。渐渐恢复了安定繁荣的局面。

后来的汉宣帝也励精图治,勤俭治国。班固称赞汉宣帝:信赏必罚,……政事、文学之士,全都精通专业。至于技巧、工匠、器械,元帝、成帝时期鲜有能及。足以证明这期间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这期间匈奴内乱,宣帝帮助平息,信义威镇北夷,单于仰慕高义,稽首称臣。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比得上商高宗和周宣王了!

汉宣帝在位时,皇太子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罚约束天下,有一次侍宴时进言:“陛下用刑法太深,宜用儒生。”宣帝正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道刑罚与王道怀柔并用。为什么纯用德教,套用周朝政治!且俗儒不了解时宜,喜欢是古非今,使人被名与实扰乱,不知坚持什么,何堪大任!”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元帝即位后,立王政君为皇后。汉元帝号称尊崇儒家思想,却重用奸臣石显。班彪评论道:汉元帝受儒家文义的牵制,优柔寡断,宣帝的大业衰败。

汉元帝死后,汉成帝即位,王皇后成了太后。汉成帝把一众舅舅都封了官,王姓外戚的势力勃兴。王太后的兄弟中只有弟弟王曼早死,王莽即是王曼的儿子,相比其他王姓家族的达官显贵,他当时家境最不好。

王莽的简朴当时得到大家的称赞。有一次王莽母亲生病,公卿列侯派夫人探望。王莽的妻子接待,衣不曳地,布蔽膝,见到的以为是僮使。问了才知道是王莽的夫人,皆惊。

汉成帝留恋于后宫,尤其是著名的赵飞燕姐妹,但他一直没有子嗣,最终是他的侄子汉哀帝即位。汉哀帝在位时间很短便死去,此时的王太皇太后与王莽便趁机掌握了国家大权,王莽更是暗中谋划加强自己的势力。等到王莽毒死汉平帝,要登基称帝的时候,王太皇太后发现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

当上皇帝之后,王莽对神仙事开始感兴趣,按方士苏乐的建议,建八风台,耗费万两黄金。又在宫殿中种五粱禾,先以宝玉煮水泡发种子,一斛粟耗费一两金。当初的简朴不复存在。

正所谓: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

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改铸货币,错刀值5000钱,契刀值500钱,大钱值50钱,跟五铢钱同时流通。人们开始私铸错刀、契刀等钱。

没过两年,王莽认为汉朝国姓“劉”由“卯、金、刀”组成,于是在“正月刚卯”这个时间废除错刀币、契刀币和五铢钱。改铸一铢小钱,和之前“大钱五十”的一起流通。为了防止民间私铸钱币,禁止携带铜和炭。

随后一年,王莽因钱币无法流通,下诏:“货币太重,小额交易不便;太轻,携带运输麻烦。轻重大小各有分别,则方便使用,百姓欢迎。”于是改为金、银、龟、贝、钱、布几类钱币,名曰宝货。其中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宝货有五类、六个名称、二十八品。钱币和布币,用铜混以铅锡铸造。百姓生活混乱不堪,货币仍不通行。王莽知道民间愁苦,只推行小钱和大钱五十,龟、贝、布币停止使用。盗铸钱者无法禁止,于是加重惩罚。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入官府为奴婢。官民出入需持币,作为通行证,无币者旅店不许留宿,关卡扣留。大臣都持币以入宫门。王莽希望这样能够推行钱币。当时百姓喜欢用汉五铢钱,认为王莽钱大小钱混用,难以分辨,又多次变改,不信任,皆私下以五铢钱交易。百姓还传言大钱会被废除,无人肯用。王莽再次下诏:“用五铢钱、造谣大钱废除的,按照违反井田法的罪惩罚,发配远方!”连同买卖田宅、奴婢、私铸钱的罪犯,上自诸侯、卿大夫,下至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百姓在路边涕泣。

后来,由于私带铜炭的人太多,禁令废除。一年之后,王莽再次更改货币。恢复金、银、龟、贝这几种钱币,但是调整了它们的价值。废除大、小钱,新发货布、货泉两种钱。又认为大钱使用了很久,担心突然废除民众还是会携带使用,特许民众暂且可以使用大钱,以六年为限,到时废除大钱。每次改变币制,民众破产,很多因此遭牢狱之灾。

货币的变化不仅仅是大钱变小钱,小钱变大钱。在变化的过程中,对不同的人群会产生不同的损益。比如错刀币启用,当5000钱,但实际重量可能只相当十钱,利益就归于官府和私铸货币者,因为用十个钱改铸为错刀币就可以买到5000钱的货物。卖家吃了大亏,卖家吃的亏就是官府和私铸货币者得到的利。当废除错刀币时,原来持有错刀币的储蓄者就吃了大亏,本来有5000钱的储蓄,眨眼间成了十钱,非破产不可,所以民不聊生。

王莽性格急躁,不能无为。每次有所动作,就要仰慕古法,不管合不合时宜,制度反复变化。法令烦苛,人民甩甩手都要犯禁,无法耕桑,污吏趁机为非作歹。徭役繁重,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富者不自保,贫者无以自存,于是并起为盗贼,依阻山泽。新朝最终覆灭,刘秀的东汉由此兴起。

不过我觉得王莽相比当今社会的央行,还是小巫见大巫,央行一年之中货币收来发去,利率几起几落,王莽见了恐怕都要瞠目结舌。

如何设计一个保证购买力稳定的货币体系,这是一个难题,我回答不了。甚至在奥地利学派中都有不同意见。孰是孰非不是一下子能够断定的,但发行货币的权力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托付给任何一个人,这是大家的共识。

米塞斯是金本位的坚定支持者。他的理由不是认为黄金有什么神圣地位,而是认为只有金本位才不会为强权所干预。如果以太阳照射到地球的阳光量来发行一种阳光币,我相信米塞斯也会支持的。

其他的货币体系都可能受到政府的影响而实施扩张的货币政策,比如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倡导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如何准确衡量通胀就是一个问题,现在通行的指标CPI是个失真的指标,因为纳入其中的商品有限。建立在此之上的通胀目标制是空中楼阁,增发的货币完全可能流入到CPI监测范围之外的商品,CPI反而会让监管者麻痹大意。次贷危机之前,美联储睡得呼呼的,眼皮都没抬一下。

哈耶克对金本位并不像米塞斯那样坚持。他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倡导私人发行货币,他认为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私人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有动力保证这些货币购买力的稳定。他的设想是,选取几个主要的大宗商品作为组合,比如小麦、玉米、大豆、铁矿石、石油等等。发行货币的银行时时盯住这些商品的价格,来调节自己所发货币量。当某一商品或某些商品价格上涨,发钞行就要减少自己发行的货币,从而使得货币购买力增加,保证仍能买到与当初同样的商品组合。哈耶克的主张存在着和CPI同样的问题——商品组合有限。

哈耶克的思想不大可能改变现有的货币体系,但是在目前的金融市场却可以实现。记得在2007-2008年期间,几个基金公司的大宗商品指数基金销售的格外火爆。这几个指数基金实际上就是哈耶克思想的体现。比如罗杰斯大宗商品指数基金,它的标的物主要集中在能源(石油为主)、农产品、金属、畜产品等几大方面。这些标的物都可以在商品交易所找到对应的标准化的期货品种。其实投资者个人也可以通过期货交易所构建一个自己的商品组合,比如选择自己未来需求占比最大的商品进行投资,这就保证了购买力的稳定。

但这样的投资方式也存在问题,因为虽然保证了对原材料购买力的稳定,却没有将管理的效率、生产的进步和技术创新包括在其中。为了将这些因素涵盖其中,可以借助股票市场。巴菲特的公司,著名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它的股票就类似于构建了以公司为价值基础的货币。2018年底BRK.A的股价为30万美元一股,2000年的时候,BRK.A的股价还不到7万美元。其股票价格的上涨,既包括了货币增发的因素,也包括了旗下公司经营效率提升的因素。

大家一起制造“钱”

货币在古代并不像在现代社会这么受管制,它的出现与使用并不是统治者的意志,而是人们为了便于交易自发的选择。

魏明帝太和元年(227),曹丕废除了五铢钱,以粮食和丝绢代替钱币。弄虚作假渐多,弄湿粮食以获利,拿薄绢出来卖。虽处以严刑,不能禁止。司马芝等认为:“用钱不仅有利于国家繁荣,也可以减省刑罚。现在不如恢复五铢钱。”夏,四月,乙亥,复行五铢钱。

古代官府可以增发货币。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废除五铢钱,另外铸小钱作为货币。把洛阳及长安所有的铜人、铜像、铜马等都融化铸钱,从此钱贱物贵,物价猛涨,每石谷价高达数万钱。

但也并不完全禁止民间铸造钱币。私人铸钱的问题是品质参差不齐,有的可能份量不足,有的可能往里面掺铅锡等杂质,不法之徒以此获利。

宋明帝泰始元年(465),自刘宋孝建年间以来,民间私自铸造劣等钱币,商贾活动无法进行。庚寅,改铸二铢钱,样式上转为细小。朝廷铸造的官钱,每次流通起来,民间就立刻模仿铸造,而且比官钱更薄更小,没有轮廓,也不加工磨平,被称为“耒子”。

沈庆之再次启奏,请求允许民间私自铸钱。从此以后,钱币的情况非常混乱。一千钱串起来还不到三寸高,这种钱人们称之为“鹅眼钱”。比“鹅眼钱”更差的叫“线环钱”,用线穿起来放到水里也不会沉,随手破碎。集市上都不计算数目,十万钱都不满一捧,一斗米就要一万钱,商贸交易已无法进行。

公私铸钱的历史否定了凯恩斯的论断。凯恩斯将货币赋予了一种神圣感,似乎冠上“货币”这个名称后,就无可取代。凯恩斯声称,劳动不能被使用于制造出更多的货币,而且也没有其他商品能够替代货币,因此他认为货币的利息率非常稳定。我确实没有搞清楚他这个结论是由何而来,也不知道他所说的不能制造的货币究竟是哪一种货币。但是从历史上来看,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当然能够制造出来,需要的话还能造出来不少。如果凯恩斯说的是法币,法币的发行成本更低,法币数量激增在很多经济体都屡见不鲜。一旦法币体系崩溃,人们就会自发地用商品来代替货币。

为了杜绝私人铸钱所产生的欺骗和不当得利,古代政府担负起铸钱的责任。这对于统一货币标准、维持交易正常进行,确实有正面作用。于是人们渐渐认为政府是发行货币的唯一合法主体。

(581)北周、北齐官府所铸造等钱币先后共有四种,加上民间私自铸造的钱币,名称和品种很多,轻重也不一样。隋文帝对此非常忧虑,于是下令重新铸造五铢钱。所铸造钱的背面、正面、钱身、钱孔的边缘都有凸起的轮廓,每一千枚重四斤二两。完全禁止使用前代古钱和民间私铸钱,在各处关口放置新五铢钱样品,凡发现和样品不符合的钱币,即没入官府予以销毁。从此隋朝流通的钱币得到统一,民间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但货币发行与政府并没有天然的必然关系,只要私人能够保证货币的购买力,也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生产“钱”也要花钱

古代货币基本上都是铸币,也就是金属制品,必须要付出相当努力才能生产出来。使用铜作为货币时,人们必须要采挖铜矿,对矿石进行筛选、冶炼,最后熔铸成钱币。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时候,生产“钱”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以至于当时私人是否熔铸货币也是要考量能不能覆盖成本的。

南北朝时期,南方政权是宋、齐、梁、陈,更迭频仍,北方政权是强大的北魏。北魏顶峰时期在孝文帝,孝文帝对汉文化颇为倾心,兴礼乐,变华风。并且认为当时都城平城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后来迁都洛阳,以移风易俗。据说孝文帝好读书,手不释卷,车中鞍上,不忘讲道。善文章,大多骑马时口述,成后不更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后,诏策都自己写。好贤乐善,情如饥渴,与贤人交往,常以布衣自居。制礼作乐,郁然可观,有太平之风。

当时北魏的风俗好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后来梁朝的白袍将军陈庆之北伐返回,格外尊重北方人。朱异觉得奇怪就问他,陈庆之说:“我开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等到洛阳,才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怎么还能轻视他们?”

孝文帝亲任贤能,从善如流,精勤庶务,朝夕不倦。常说:“人主患不能处心公平,推诚于物。能做到这二者,则胡、越之人皆可如兄弟。”孝文帝用法严,对大臣无所容贷,但人有小过,常多宽容。孝文帝曾经在饭中找到虫,左右侍从进羹误伤他的手,都笑而赦之。在淮南行兵,如在北魏境内,禁止士卒践踏粟稻。有时砍民树以供军用,都留下绢以补偿。宫室非不得已不修,衣服旧了洗干净继续穿,鞍勒用铁木而已。孝文帝年轻时多力善射,能以指弹碎羊骨,射禽兽无不命中;十五岁后,遂不复畋猎。孝文帝常对史官说:“时事不可以不直书。君主威福在己,没人能限制,如果史书不记录其恶行,还有何畏忌!”

孝文帝后,宣武帝宠信高肇,枉杀顾命大臣元勰。唯一的功绩是废除了立太子杀其母的先例。此前北魏的惯例是“子贵母死”,以防止幼帝登基,太后干政。这当然是古代王朝的错误做法,一方面灭绝人性,一方面带有强烈的性别歧视。

宣武帝的太子就是孝明帝,孝明帝的母亲就是胡太后。

(519)北魏孝明帝时期,胡太后爱好佛教,没完没了的修建各种寺庙,下令各州分别修建五级佛塔,以致百姓的财力匮乏疲惫不堪。众位权贵、宦官、羽林分别在洛阳修建寺庙,互相用寺庙的华丽来炫耀。胡太后多次设立斋戒大会,给僧人的布施动辄以万计,又常常没有节度的赏赐身边的人,耗费的财物不可计量。国库渐渐空虚。

胡太后在孝明帝死后,立三岁的元钊为帝。北魏的将军尔朱荣以此为借口,拥立元勰的儿子元子攸为孝庄帝,实际目的是想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胡太后和小皇帝惨被尔朱荣沉入黄河。曾经强大的北魏至此已行将就木。

当时(529)北魏多薄钱,一斗米差不多值一千钱。高道穆上表,以为:“市场铜价,八十一钱得铜一斤。私造薄钱,一斤铜能造二百多个钱。既示之以厚利,又以重刑惩罚,抵罪虽多,偷铸更多。现在的钱徒有五铢的模样,重还不到二铢,放水上恐怕都不沉。日积月累,监督不力,这是朝廷失策,人们有什么罪!应该改铸大钱,印上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铜所成仅七十钱。私铸还不够成本,就会减少,何况还有严刑惩戒!”金紫光禄大夫杨侃也奏请允许民与官并铸五铢钱,使民众响应而弊端自改。孝庄帝听从,开始铸永安五铢钱。

生产金属货币,需要冶炼、制作模具等成本。按照北魏当时的情况,市场铜价81钱一斤,这个价格应该是按足量的五铢钱计算。而且这个价格应该是受到干预的,否则按当时私造薄钱计算,铜价肯定在200钱以上。一斤铜扣除冶炼铸造等费用大概11钱,得到70钱。如果不印年号等防伪手段,冶炼铸造等费用就会降低,一斤铜铸的钱数能超过70个。

这就是生产“钱”的成本。

原则上讲,生产100钱货币的成本,应该和100钱买到的商品的生产成本相当,否则的话,人们就会开始套利。如果生产货币成本更低,人们就会争相铸造货币购买商品;如果生产商品成本更低,人们就会自己生产商品出售换取货币。

汉五铢钱之所以被人们使用很长时间,就是因为其制造成本和购买力大致相当。它的一些设计,比如周围凸起防止人们磨取铜屑,又使它的制造成本无法轻易下降,抑制了偷铸的发生,进一步保持了它的购买力稳定。

货币在商品交换中会重复使用,所以货币总价值并不需要和社会中商品的价值相当,只需要达到一定比例就可以满足交换的需要。比如市场中商品总共值100钱,并不需要有100钱的货币对应。也许只需生产20个钱,甲拿到这20个钱去和乙交换,乙又会用这20个钱去和丙交换,……。如果每个人拿到钱后都马上去和其他人交换,那么交换5次就可以达到市场中所需要的货币量。货币使用的频率越高,支持的商品总价值也越高。

随着使用,货币会发生磨损消耗。货币量大到一定程度,弥补这些损耗就会成为一项重要的支出,好像工厂的机器设备一样需要折旧补充损耗。

后来出现了纸币或法币,“法令货币是一种仅由一些标志构成的货币,既不能用之于任何工业的用途,也不是对任何人的一个要求权”[1]。甚至于现在出现的数字支付方式,都是人们降低生产货币以及维持货币成本的需要。

这也符合需求定理——人们总是希望寻找成本最小的方式以达成目的。“以纸币代金银币,可以说是以低廉得多的一种商业工具,代替另一种极为昂贵的商业工具,但其便利,却有时几乎相等。有了纸币,流通界无异使用了一个新轮,它的建立费和维持费,比较旧轮,都轻微得多。”[2]

不管是旧轮还是新轮,目的始终是帮助商品的流通。只留轮子,忘记了车上的货物,不是很愚蠢吗?

 

[1] 《人的行为》(下),米塞斯,p541,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 《国富论》(上),亚当斯密,p268,商务印书馆。

谁增发货币谁受益

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围攻成都时,刘备与部下约定:“若攻破成都,官府仓库的一切财物你们可以任意取用,我绝不干预。”破城之后,士兵们都扔掉兵器,奔向仓库争抢财物。这一来造成物资不足,刘备深感忧虑。刘巴说:“这很容易解决,只要铸造值百钱的钱币,并控制物价,命官吏设置官市。”刘备采纳,几个月后府库财物充足。

我完全不记得《三国演义》中有刘巴这个人。当初刘备从新野逃到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只有刘巴向北投奔曹操。曹操任命他为掾,让他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刚好刘备占领这三郡,刘巴无法完成使命,准备从交州回京师。当时诸葛亮在临蒸,写信请刘巴加入,刘巴不从,刘备耿耿于怀。刘巴自交趾入蜀投奔刘璋。刘璋准备投降刘备时,刘巴谏言:“刘备,一代枭雄,来必为害。”刘备入蜀,刘巴再次谏言:“如果让刘备讨伐张鲁,是放虎归山。”刘璋不听,刘巴闭门养病。刘备进攻成都时,号令军中:“有害刘巴者,诛及三族。”及得刘巴,刘备甚喜。

按照刘巴的计策,刘备可能铸造重量为五十铢的钱,然后规定为“值百钱”,购买力相当于100个五铢钱,即相当于重量五百铢。也就是用五十铢的铜,实现了五百铢铜的购买力。再按照管制的价格从士兵和百姓手中购买物资,自然财力无虞,府库充足。

刘备通过增发货币获得利益,那么利益从哪里来呢?来自于士兵和百姓。士兵从仓库中抢走财物,刘备通过超发货币再从士兵和百姓手中把财物抢回来。

士兵和百姓这样无法增发货币的人面临两种情况:一个是商品都被增发的货币买走,他要买商品的时候买不到;一个是商品的价格提高,原来可以买得起的商品变得买不起。这两种情况都强迫他们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而强制储蓄的利益则被增发货币者掠夺。

历史上通常两种情况下货币泛滥,一是朝廷挥霍无度,一是战乱时期。

在铸币时代,通过增发货币来获利面临一个障碍,就是格莱欣法则。格莱欣法则说的是劣币驱逐良币,意思是如果两个铜钱都是五铢钱,其中一个被磨掉了不少铜屑,那么持有者一定会留下足量的铜钱,用不足量的铜钱支付。于是市场中就充斥着不足量的铜钱,好像足量的铜钱被从市场中驱逐了一样,因此叫劣币驱逐良币。

“金属通货不受政府的操纵。当然,政府有权力制定一些法偿的法律。但是,格莱欣法则所引发的后果会使政府追求的目的无法达成。从这个观点来看,金属本位对于想用货币政策干涉市场现象的一切企图,是一个障碍”[1]。之所以铸币会使政府的企图落空,是因为毕竟一个铜钱或一个金币拿在手里,人们总是能够通过色香味或重量发现欺骗的蛛丝马迹。发现政府增发劣币后,人们就会通过涨价来避免政府的掠夺,政府的企图就会落空。五铢钱时一个馒头价格一钱,政府发行两铢钱时,馒头价格就会提高到二钱半。

而法币时代是不存在格莱欣法则的,我们面对的是完全一致的钞票,即使有新有旧,但不因此影响其购买力。从此增发货币者的掠夺更具隐蔽性。

纸币增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政府直接增发货币;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信贷方式增发货币。

第一种方式在铸币时代政府经常采用,政府从民间获取资源,所以民众对其非常警觉,各国对政府的这个权利都加以法律的限制。比如美国政府不可以直接发行美元,而是由美国政府发行国债,美联储使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国债发行的数量要经过国会批准。美国国会就是对美国政府发行美元的制约。我国发行货币主要来自于贸易顺差的结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深入了解。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银行信贷来进行货币增发。银行体系实行的存款准备金制度使得货币能够倍增。目前银行体系是以存款的一定比例作为信贷资金借出,留存的部分叫做存款准备金。如果存款准备金率如果是10%,银行拥有100块钱的存款就可以借出90元。如果这90元又被存入银行体系,那么银行又可以借出81元。如果假设每一次的贷款都被存回银行体系,那么最终银行体系就可以借出元的贷款。

银行这样的运作方式要从银行的起源谈起。“商业银行最初产生于英国,发端于金匠们承接保管黄金和贵重物品的业务。起初,这种店铺很像物品寄存处或仓库。寄存人留下他们想保存的黄金,得到一张收据,以后再根据收据,并支付一小笔保管费用,来取回他们的黄金”。[2]这些店铺后来发现,不用把所有的黄金保存在仓库中,因为一段时间内,只会有一部分人来取走他们的黄金,而且还会有新的客户拿来新的黄金进行保存。于是这些店铺就开始根据经验留存一部分黄金,比如1/3,来应付客户提取黄金的需要。这就是存款准备金最初的形式。其他多余的黄金就可以借出获取利息。

如果采用100%的存款准备金率,银行信贷不会增发货币。有100元储蓄进入银行,银行就只能借出这100元。这时的情形与人们面对面借贷一样。当银行实行部分准备金率时,银行信贷就开始发挥增发货币的作用。有100元储蓄进入银行,银行能够借出900元,货币开始倍增。人们之所以有900元的贷款需求,离不开低利率这个条件,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讨论。

这时甲如果借款100元,他的存款账户中会增加100元,贷款账户会欠款100元,现在社会中的货币就会增加100元。如果甲偿还了借款,这部分增发的货币就被抵消,他的存款账户就会减少100元,贷款账户中的欠款变为零,社会中的货币也减少了100元。可以看到,社会中的货币随着存款账户的增减而增减,这也是为什么通常采用存款量作为货币存量的原因。

通过银行信贷增发货币,那么增发货币的权力就不仅仅限于政府,而是每个获得信贷的企业和个人。获得贷款者相当于得到了私铸的薄钱,并且从其他没有借贷的人那里获得了利益,比如债权人的利益受到债务人的侵蚀。这也是为什么不应该用银行贷款帮助负债累累的企业苟延残喘的原因。这些企业靠贷款来续命,就相当于持续通过货币增发偷窃社会的财富。

如果相反的情况出现,比如出现通货紧缩,即货币量不断减少,那么货币持有者就会获利,贷款者和没有货币的人的利益就会转移到货币持有者的手中。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不过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为什么要这么歧视通货膨胀呢?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既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通货紧缩,但这是不可能的。通货紧缩相比通货膨胀有一个好处,就是鼓励人们节省与储蓄,这会带来更发达的生产和更充足的商品。通货膨胀带来的却是肆无忌惮的消费和生产的萎缩,人们面临的是更为贫乏的世界。

中国80年代的冰箱价格是2000元,现在更好的冰箱价格也是2000元,你可曾会为之苦恼?认为这种价格的不上涨侵害到你的利益?90年代的桑塔纳价格是20万,现在20万能够买到的汽车远胜于它。你可曾因为这种价格下降而失落彷徨?生产的发展带来的价格下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为什么到了现代经济学中反而成了洪水猛兽?

铸币制度是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采用的制度,直到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黄金官价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每一美元的含金量为0.888671克黄金。所以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仍然是以黄金为基础的铸币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多国采取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体系,美国掌握了国际社会增发货币的权利。当美国开始增发货币时,世界各国的利益便源源不绝地输送给它。

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一书中讨论了这种情况。如果有一个乌有国,发行国际性货币用于自身支出。“这个通货膨胀行为的最后结果,将是全世界的货物与劳务的价格上涨。但在这个过程中,各国人民的生活情况所受到的影响不一样。乌有国的人民是首先受惠的集团。他们的口袋里有了更多的钱,别国的人民还没有分到新发行的货币。乌有国的人民能够出较高的价格买东西,别国的人民不能如此。所以,乌有国的人民从世界市场取回的财货比以前的多。别国的人民就不得不减少他们的消费,因为,他们不能与乌有国的人民竞争,后者能够出较高的价格购买。当价格调整的过程还在进行的时候,乌有国的人民是处在有利的地位。当这个过程终止的时候,乌有国的人民已经是牺牲了别国人民的利益而富有了。”[3]

在媒体上可以看到很多美国人充满优越感地赞美美国如何自由民主富强,各国应该如何亦步亦趋地听从美国。给我的感觉就好像一个官二代,家里官老爷官威浩荡,给他送进清华买车买房开公司搭关系,然后他大言不惭涕泪横流地讲述白手起家艰难创业史。不可否认优秀的美国人民为人类创造的各种财富,但他们现在享受的一切是否完全来自于他们的优秀,这需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很多人总是拿美国来和中国对比,来试图证明中国将来发展的方向,这是不恰当的。美国拥有我们所没有的终极武器——美元铸币权。有了它,美国面临的是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资源选项,它吸噬的是全球的血脉,我们却只有自力更生。狮子老虎有时也会吃草来帮助消化,不能因此认为骏马也应该吃草帮助消化。参考美国的危机对策来制定中国的经济政策,正荒谬如此。

美国攫取,世界遭殃。这样的经济格局是否能够长时间持续,我对此表示怀疑。为了改变这种不公平的格局,世界各国应当建立更为公平的储备货币,否则的话,美国迟早毁掉这个世界。

 

[1] 《人的行为》(下),米塞斯,p955,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 《经济学》(第18版),萨缪尔森,诺德豪斯,p447,人民邮电出版社。

[3] 《人的行为》(下),米塞斯,p593,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

刘裕受东晋禅让建立刘宋,成为刘宋武帝。刘裕在处理儿子的问题上总是很不谨慎。当初北伐后秦大胜,刘裕却将自己十二岁的次子刘义真留下镇守,又在左膀右臂王镇恶和沈田子之间埋下龃龉,结果所获关中之地全被夏国的赫连勃勃夺走。刘义真贪婪放纵,撤退的时候还大肆掠夺百姓。

太子刘义符也一样不成材,即位后在华林园开了一条商业街,亲自沽卖,和随从们划船为乐。几个顾命大臣徐羡之、谢晦、檀道济废了他,立宋文帝刘义隆。

刘宋文帝性格仁厚恭俭,勤于为政,遵循法规但不苛刻,包容但不放纵。官员任职时间长,地方官以六年为一任期。官员不轻易免职,人民有所寄托。三十年间,天下平安无事,户口增长。徭役仅限于当年的赋税,晨出暮归,安居乐业。街巷之间,读书声相闻。士大夫重视操守,乡间也以轻薄无知为耻。江南的风俗在这个时期最好。后世谈论政治时,称这段时期为元嘉。

元嘉后期,国力衰落。一个原因是草率出兵。辛弃疾有词曰:“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说的就是刘宋文帝北伐无功而返。文帝征伐北魏确实是战略性失误,当时北魏正是英明神武的拓跋焘主政,兵强马壮、国力强盛,又有崔浩辅佐。这么强大的对手,一时半会肯定打不赢,持久战的结果必然是耗竭民力。胜可知,而不可为。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447),宋文帝认为钱重物轻,改铸四铢钱。民众多剪凿古钱,取铜盗铸。宋文帝为此忧虑。录尚书事江夏王刘义恭建议,请以一个大钱当两钱。右仆射何尚之说:“钱币的兴起,用来衡量货物价值。事关交易,岂能靠多铸!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功用相同。何况以一当两,只是虚增价格。若按此办法,富人之资加倍,贫者弥增其困,恐怕难以使他们受到同样影响。”但文帝最终还是采用刘义恭的办法。后来施行了一段时间后,朝廷和个人都觉得不方便,下令废除。

何尚之说到两个重要规律,第一个是“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商品如果相对于货币的数量增加,价格就会下降;商品如果相对于货币的数量减少,价格就会上升。第二个是增加货币发行量,对不同的人群产生的影响不会相同,富人之资加倍,贫者弥增其困。

“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这个规律在唐朝也发挥过作用。唐朝开国之初税收实行的是租庸调法。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唐朝初次制定均田制与租庸调的办法:每位成年男丁及六岁以上20岁以下的中男,给一顷田,有严重疾病者,减去十分之六,寡妻寡妾减去十分之七,所有授田均以其中十分之二为世业田,十分之八为口分田。每一成年男子每年交纳的租是二石粟。调,按照当地物产情况,分别交纳绫绢布,绢二匹,绵三两。每年劳役二十日,不服劳役则收庸,每天三尺;有事增加劳役者,加十五日劳役,免除应交之调;加三十日劳役,应交纳的租、调均予免除。如遇水、旱、虫、霜等自然灾害,收成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除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除调;损失在十分之七以上,免去全部应交纳的租调及应服劳役。

按照这个法律,所有的赋税缴纳的是商品实物和劳役。后来在中晚唐时期开始实行税间架法和除陌钱法。税间架法可以理解为唐朝的房地产税,除陌钱法可以理解为唐朝的营业税。这两个法律改变了此前用商品和劳役缴纳赋税的方式,而改以货币来缴纳。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开始实行税间架法和除陌钱法。根据制度,各道军队开出本道一概由度支提供给养。德宗优待体恤士兵,每当出道增加酒肉供给。士兵在本道的口粮仍然拨给他们的家庭,一人可以得到三人的给养。将士想从中获利,于是各自出军,才越过本道便停下,每月消耗钱一百三十余万缗,税赋无法保证供给。判度支赵赞于是上奏实行税间架和除陌钱二法。所谓税间架法,每房屋两架为一间,上等房屋征税两千钱,中等的征税一千,下等的征税五百。吏人进入百姓家中计算应征税额。有些住宅房屋多而没有其他资产的人家,缴的税动辄数百缗。敢于隐藏一间房屋的,杖责六十,奖赏举报者钱五十缗。所谓除陌钱法,就是凡公家私人所给予和买卖所得的钱,官府每缗钱收取五十钱。对于给与其他物品和以物易物得到的,估计钱数进行收取。敢于隐瞒钱一百的,杖责六十,罚钱两千,奖赏举报人钱十缗。愁苦怨恨之声远近皆闻。

这两种税制除了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之外,还对货币购买力产生了影响。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自从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以来,钱的价值越来越高,而商品的价值越来越低。百姓纳税的数额比建中元年实际高出三倍之多。户部尚书杨於陵认为:“钱是用来衡量货物价值的东西,天下商人贩运买卖,无处不有,所以钱也应四处流通,不应蓄积一处。现在百姓缴纳的钱,都收藏在官府仓库。另外,开元时期全国铸钱七十多炉,每年收入一百万缗。而现在铸钱只有十几炉,每年收入才十五万缗。这些钱又大多集中于商人和夷狄的手中。还有,大历年以前,淄青、太原、魏博商品交易兼用钱和铅、铁,岭南则兼用金银、丹砂、象牙,现在都统一用钱。这样一来,钱的价值怎能不高,实物的价值怎能不低呢?现在,应当下令全国纳税的人都交纳粮食和布帛,增加铸钱而禁止蓄积以及钱流出塞外。如果这样,钱就会逐渐多起来。”朝廷采纳建议,下令以后两税都交纳布、丝和丝棉,唯独盐、酒专卖仍然用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官府拿到货币之后,大量储存于国库之中,生产新的货币又需要时间和人力物力,所以可供民间使用的货币就越来越少。每年的产出保持稳定的情况下,物价一定会越来越低,也就是“数少则币重”。民众缴纳的货币税额不变,实际缴纳的商品数量就要大增,生产力无法提高的条件下,民众自然苦不堪言。

合意的货币数量又是怎么决定的呢?“在单一国家使用铸币本位制或者全世界都使用铸币本位制时,铸币的存量是由可用的实物储量加上对货币及其他用途的相关需求所决定的;而其数量的变化是由铸币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决定的。”[1]

以铜为例,国家需要多少铜决定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产品对应的铜钱数量,另一个是人们需要使用的铜器的数量。

可是使用者个人很难了解到国家在货币上究竟有多少数量,也没有人能准确的预测经济体中需要多少货币量,或者利率在什么水平才合适。以货币量的目标或利率目标来保证货币购买力的稳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人们最容易观察到的是日常生活的购买力,应该以此为标准去形成合宜的货币量和利率水平,而不是相反。

铜钱或金属铸币的生产成本对货币的数量是一个制约因素。生产出来的铜的数量,大致能够购买相同劳动产生的商品。如果同等的劳动能够生产更多的商品,那么人们就会直接去生产这种商品;如果同等的劳动能够生产更多的铜,那么人们就会去生产铜,然后拿着铜去交换这些商品。

对于纸币或法币而言,“任何国家,各种纸币能毫无阻碍地到处流通的全部金额,决不能超过其所代替的金银的价值,或(在商业状况不变的条件下)在没有这些纸币的场合所必须有的金银币的价值”[2]。如果纸币保持在这个适当的限度内,它的购买力和铸币没有区别,但是制造和维护成本要比铸币成本小得多,换用纸币对经济有促进作用。

现在世界各国的货币基本上和铸币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货币价值不再有所谓的“锚”。只能通过货币政策去调整货币量,使得货币的购买力不至于波动太大。只是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客观标准,轻重缓急全由中央银行家决断。

 

[1] 《美国货币史》,弗里德曼,施瓦茨,p33,北京大学出版社。

[2] 《国富论》(上),亚当斯密,p275,商务印书馆。

货币如血液

当货币超过了其应有的数量后,就会有商品的价格开始上涨。但“货币量的变动绝不会同时、同程度地影响所有货物和劳务的价格”[1],某些商品的价格会涨得更快更猛,这一点非常关键。如果货币量变动后,所有的价格以同样的比例变动,货币量对资源配置是不产生影响的,即所谓“货币中性”。但“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货币恰恰不是这样发挥作用。

货币量的变动会先于商品价格的变动,增量资金已经流入经济中,过一段时间商品的价格才会显示出相应的变动。这时再进行货币量的调整,为时已晚。

货币流通,更像是人身体内的血液,而非水或蜂蜜。水或者蜂蜜增加后,会慢慢变得一样平。但血液不一样,如果人身体某个部分出现了肿瘤或者异常的增生,则这一部分的血液会持续的多于身体其他部位。甚至占用了其他部位的血液,使得其他部位的血管变得细小。货币增加后,会持续推动低效率经济的膨胀,抽干其他部分的资源。

目前衡量通货膨胀水平一般采取CPI这个指数,也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它会选择一组代表性的消费商品及服务项目的价格水平,并计算价格随时间而变动的相对数,用来反映居民家庭购买消费商品及服务的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可惜用CPI来作为通胀的监测指标并不完善。因为货币量和利率决定了整体经济对资源的分配,只监测局部就可能忽视其他方面的资源错配。2007年至今的CPI年均变动在10%以内,但是房价已经翻了好几倍。房地产如此重要的行业,居然没有被纳入到货币量的监测体系。

这种做法就好比是三峡大坝开闸泄洪时如何选择水位观察点。CPI就好比是长江的一条支流的水位。本来应该观察的是下游长江干流的水位变化,现在却是盯住这条支流的水位来决定是否停止泄洪。支流的水位一定会受到干流水位的影响,但是当支流水位到达目标点的时候,长江下游可能早已一片泽国。

更进一步,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甚至也并不以CPI稳定为目标,而是以所谓“温和”通胀为目标。流行的经济学观点认为,温和的通胀有利于经济增长。实际上通胀和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关系。即便是货币主义的领军人物弗里德曼,在其著名的《美国货币史》中也承认:“两者的同时出现使我们对通货紧缩和经济高速增长不能共存这一如今广为接受的观点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2]

通胀的受益者恐怕只有银行业和贷款者,并且以全社会效率的损失为代价。

 

[1] 《人的行为》(上),米塞斯,p508,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 《美国货币史》,弗里德曼,施瓦茨,p9,北京大学出版社。

积善之家

储蓄是提高生产的重要条件。“经济进步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些人从事储蓄,而其储蓄使额外的资本得以形成,也要有些人是创新者,而且还要有企业家来利用这些条件以实现经济进步”[1]

在一定时期,生产条件是一定的,产出也不会一夜之间产生飞跃。最初的储蓄就来自于勤俭节约。所以亚当斯密说,“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一个人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这个增多的资本,他可以亲自投下来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亦可以有利息的借给别人,使其能够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个人的资本,既然只能由节省每年收入或每年利得而增加,由个人构成的社会的资本,亦只能由这个方法增加”[2]

储蓄还需要一定的谨慎,在粮食不足时无法把储蓄的钢铁做成面包。投资回报率告诉人们应该储蓄什么东西,储蓄与投资会向投资回报率高的领域流动。如果人为压低货币利率,就会影响这个过程,使得资源向低效率部门涌入,降低整体经济的效率。

 

[1] 《人的行为》(上),米塞斯,p392,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 《国富论》(上),亚当斯密,p310,商务印书馆。

有了储蓄才能够扩大生产

人作为劳动力,其成长也必须在储蓄的基础上才能完成。

在婴儿时期,人完全无法从事生产,生存只能靠父母提供的食物,这些食物就是父母的储蓄。即使到青少年时期,人可能也无法生产出满足自身所需的产品。在这期间,人消耗了储蓄,实际上也是劳动力成长所必需的投资。不经过这个过程,是不会有新的劳动力产生的。

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389),范宁上疏说:“现在边境无战事而仓库空匮。古时征发民役每年不超过三日,现在的劳扰,三日的休息都没有。以至有生儿养不大,鳏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忧,用厝火积薪,都不足说明危急程度。中原士民流离失所到江南,岁月渐久,人安其业。凡天下之人,追溯其先祖,皆随着世道迁移,为什么独独今天不行?应该确定他们拥有的土地,户口皆以居住地为准。另外,人性无涯,奢俭由局势决定。目前大户人家,也多难以周转,不是他们财力不足,而是用度无节制,争相攀比奢华。礼制以十九岁身亡为长殇,因为还未成人。现在以十六岁为全丁,十三岁为半丁,分配给他们的劳役根本不是童幼应该做的事,岂不伤天理、害百姓吗?应以二十岁为全丁,十六岁为半丁,则人不会夭折,而生长繁衍。”晋孝武帝多采纳。

人类社会的繁衍生息,是储蓄的结果。如果一个社会在储蓄不足的情况下,突然增加了大量的婴儿,要么将现有的储蓄消耗殆尽,要么婴儿出现夭折。世界上很多贫穷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很高,他们一直陷于贫困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储蓄被过度消耗。我国当初也在强调“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人口的增长,仰赖于生产有余。鼓吹增加生育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人,对经济学可谓无知。

日本的出生率不断降低,恐怕也并不仅仅是年轻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经济因素可能在其中占据最主要位置。我推测,日本年轻人的生活负担会比较重,家里没有余粮,结婚生子是负担不起的奢侈品,而并非是所谓低欲望社会这一模糊不清的原因。我会在后面章节继续这一话题。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不会选择这样的方式——为自己储存足够的粮食或物资,来应付老年的消费,因为这样效率太低,损耗必然极大,得不偿失。每个老年人的消费几乎都是依赖于当下的生产。

为了满足自己老年时的消费,可以把壮年时的储蓄用来养儿育女,自己老年时依靠儿女的储蓄。也可以将自己壮年的储蓄用来增加生产,等到老年时,依靠这些扩大的生产来消费。当今社会的各种养老方式,都是这两种情形下的种种安排。比如购买养老保险,实际上是将储蓄交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去投入到社会生产之中,并在自己老年时,依靠当时生产的商品满足消费。

一个社会储蓄的丰歉是和人口结构相关的。随着老龄化的进展,储蓄一定会下降,因为随着人们退休,生产量会比需求量更快地下降,除非出现技术进步使得生产力大幅提升。储蓄的下降有可能使得生产无法满足消费。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需要在人口结构尚未进入老龄化时提升生产力。

工业化生产如果想要提升,储蓄也是必要条件。当甲想建设一个纺织厂时,他要储蓄粮食、水泥、钢材、纺织机、棉花等等。甲需要用水泥钢材把厂房修建起来。在工人们生产出产品之前,他要用粮食让工人们吃饱肚子。工人们生产需要用纺织机把棉花织成布匹。最后销售出去,甲才获得了收入。在此之前,没有储蓄是无法扩大生产的。

在工业化社会,技术创新是生产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创新同样依赖于储蓄。科研工作者在不产生创新成果时,并没有任何产出,而且会消耗材料、仪器、能源等等,还要维持自身生活的各项开支,就好像婴儿阶段一样。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生产者的储蓄,就好比农民用自己粮仓里的粮食养活着袁隆平,支持他进行水稻科研。一个社会生产越发达,拥有的储蓄越多,才能够支持越多的科研。我国也是在改革开放后生产力大解放,空间站、登月计划才一步步成为现实。

我们这里所说的储蓄是指实实在在的商品,并非是银行账户中的存款。大家始终要记住,货币只是帮助经济运行的符号,而非经济要素本身。对于个人,可以以存款的方式进行储蓄,当需要实际的商品时,他可以使用货币在市场中购买。但如果整个社会只剩下货币而没有实际商品,货币就毫无意义,无论多少货币也无法购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古典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概念是清晰的,而凯恩斯则完全不理解这两个学派在讲什么。正如他在解释古典学派时声称,“投资代表对可投入的资金的需求,而储蓄代表它的供给”。凯恩斯把经济要素都理解为货币资金,显然又犯了巴甫洛夫的狗的错误。

古代社会的储蓄有的以实物方式,也有的以货币方式。以实物方式储蓄,社会中的商品减少,其他人需要以更高的价格购买。以货币方式储蓄,社会中的货币减少,其他人能够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商品。以货币方式储蓄并不影响商品的销售和使用。当甲把自己生产出的100斤大米销售给乙,这大米和他就不再有关系。甲保留着货币收入,乙可以自己把这大米吃掉,也可以再次销售给其他人,完全不受甲的任何影响。

货币储蓄与经济财储蓄之间的联系相当松散。乙如果把大米吃了,甲即使拥有货币储蓄也无法再消费,甲只能等到未来再生产出大米时才能购买。如果未来的生产被打断,甲的货币储蓄将变得毫无意义。

现今社会,我们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储蓄财富,存款并不影响商品的销售和使用,在这一点上与古代相同。所以下一次如果你又听到有所谓经济学家声称,“居民拥有大量的存款,因此消费不足”,你就知道这个经济学家恐怕是带引号的。

但是在今天的银行体系中,存款并不一定会导致货币量的减少,因为银行可以通过贷款增加货币量。

如果一个人的财富都以存款形式储蓄在银行,他实际上并没有占有任何社会的经济财。凯恩斯在这里又错了。凯恩斯首先认为,银行存款就是经济财的储蓄,代表这部分资源被闲置。凯恩斯还认为,企业对于固定资产所计提的折旧,如果以存款形式存放,没有进行新的投资,就是闲置的经济财,是种浪费。他说,“如果每年都从房客支付的租金中减去一笔折旧费,而这笔折旧费既没有被房主用于维修,又没有被他当作可以供消费之用的净收入,那么,这笔储备金额,……,会在房屋的寿命期间继续压低就业量,一直到该房屋重建时,才突然把以往压低的就业量一次补足。”[1]

凯恩斯对名与实基本没有分辨能力。

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1]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p104,商务印书馆。

储蓄与投资

储蓄和投资既相同又不同。为什么这么说呢?储蓄和投资实际上是一个事情的两面。粮食储存在粮仓之中,可以说这是储蓄,但也是投资的一种方式。修建机场、铁路、桥梁是投资,但也是人们生产超过了消费而有余,才能将剩余的部分投资到这些项目。所以投资就是储蓄,储蓄就是投资,两者是一回事。

但在实际的约定俗成中,储蓄中的一部分是人们主动用来扩大生产的,我们把这部分专门称作投资。所以通常所讲的投资是储蓄的一部分,储蓄得越多,可以用来投资的部分也就越多。于是储蓄的价格——利息率就会下降。

粮食、石油储备算是储蓄,皇帝的宫殿是储蓄,政府的楼堂馆所是储蓄,修建的居民住房也属于储蓄,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也都属于储蓄的一部分。比如购买一辆汽车,可以使用十年。这就相当于我储蓄的粮食,虽然第一年消耗了一部分,但是剩余的九年还有价值。不同的商品消耗的速度不同,汽车的消耗速度快一些,商品房的消耗程度就要慢一些。

股票是企业的所有权,实际上也是储蓄。股票交易,从本质上来说,是储蓄的相互交易。股票市值增加,不代表企业拥有的资源增加,只是人们愿意用更多的储蓄来交换。只有企业向市场发行股票,企业才获得了新的投资,才可以扩大自己的生产。因此缺少融资功能的股票市场,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很小,这样的股票市场只能是娱乐版。即使股票指数成倍上涨,也只是股票投资者之间储蓄的重新分配,对公司经营没有实质影响。因此对企业而言,股票市场最重要的功能是融资,而不是股票交易。后者对股票持有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发行股票是一种融资方式,但这种方式并不具备货币增发的效果,只是储蓄的转移。甲向乙发行100元股票后,乙账户中的100元存款就会进入甲的账户。货币量保持最初的100元不变。发行债券与发行股票类似,不会改变货币量。

储蓄和投资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存量,是以往形成的,是社会财富的主要部分,其中包括了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财(capital goods)。这个翻译又拗口又不好懂,但已成为经济学术语,也不好乱改,姑且沿用。这就好比修了一座错误的桥,既无法拆又要忍受它的妨害。另一部分是当期的新增量,来自于当期的收入。当期的收入中一部分用于储蓄和投资,一部分用作当期的消费。当期的收入可以理解为GDP。GDP虽然重要,但是和社会财富的存量相比是小部分。就好比公司的净利润和其股票的市值比,通常会差一个数量级。

资本财,也就是存量投资,是需要定期补充的,比如牛老了,就要买小牛;耕犁坏了就要添置新的。但是这种补充是依赖于所有权的,张家的储蓄多,只会补充张家的牛,不会平白无故去为李家买小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不平衡也影响着现代企业。甲企业赚钱后,有足够的储蓄或者资金进行设备的维护和更新;乙企业亏钱了,就没有办法保证设备的良好运行。甲企业的储蓄和投资不能和乙企业混为一谈,整个社会的投资增加,不代表乙企业机器设备的增加。因此赚钱的行业会保持良好的机器并扩大生产,不那么赚钱甚至亏钱的行业就会面临机器设备老化的情况。有时市场由于被扰乱而发出错误的信号,明明是产品过剩的行业却能够赚钱,于是更多的投资进入这个行业,导致更严重的过剩;明明是产能不足的行业,利润却微薄,没有充足的投资扩大生产,导致越来越无法满足未来的需求。这是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

如果机器没有得到良好的保养,生产力也不会立即下降,直到这些资本财被损耗到难以为继的时候才会暴露出来。正像捕鱼,“假若这些捕鱼的祖先的儿孙们,把那些中间产品——渔网和独木舟——用坏了而不做新的来接替,他们就是消耗了资本。果如此,则储蓄过程和资本积累又不得不从头开始。我们比前辈的人更富足,这是因为,我们有了他们为我们累积的一些资本财”[1]。这种时间的延迟,麻痹了人们对危机的防范,经常在人们以为生产一切正常时,危机不期而至。

资本财作为财富的主要部分之一,维持它的价值对于增加社会财富有很大作用。不知为什么,凯恩斯主义似乎忽略了这一点,而片面强调要增加当期的新增产出,甚至不顾他们的主张可能会损害资本财。最经典的是,他们叫嚣着地震等自然灾害会带来财富的增长。他们的推理是,为了修复灾害地区,新增的产出就会增加,因此社会财富就会增长。他们却看不见,十倍百倍的资本财在灾害中遭到破坏,可谓杀鸡取卵。

过去形成的资本财是今天的生产和生活的基础。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储蓄率。那是因为欧美在工业革命中积累了充裕的资本财。为了赶上他们,中国必须要在当期收入中拿出相当一部分作为投资。只有当中国拥有足够多资本财后,新增投资的比例才会下降。到那时,经济才会过渡到所谓的消费型经济,因为产出中只需要较小的比例去补充和增加投资,其余大部分都可以用来消费。消费是对当初储蓄的回报,而非对当初消费的奖励。

资本财的消耗,必须投资以补充。今天的欧美储蓄少消费多,如果未来他们的储蓄无法补充消耗的资本财,他们的生产就会受到影响。而且今天的欧洲已经受到了影响,欧债危机不仅仅只是受到美国次债的影响,更可能是自身病症的表象。

对资本财的态度也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一定借鉴。好的物品应该是耐用的,使用的时间越长,价值磨蚀得越慢,财富维持得越久。同样的价格,一双皮鞋能够穿十年,另一双只能穿三年,前者的价值更为持久。如果大家去伦敦的话,可以注意一下,地铁楼梯的每个台阶边沿都用铜边保护着。建筑使用的年限越长,其作为储蓄保存的价值也越稳定。盖好一座楼房,没有几年就拆掉,并不是促进经济,而是毁灭财富。

 

[1] 《人的行为》(下),米塞斯,p613,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没有后悔药

储蓄和投资的决策需要谨慎,因为不同类别的储蓄和投资相互替代面临困难,有时根本无法替代。有的储蓄替代性强些,比如石油,既可以用来生产燃料,也可以用来生产化工产品,甚至可以用来制药。有的储蓄替代性就极差,比如黄金,除了首饰和少部分工业使用,黄金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用途。“生产程序走得愈远,愈是接近它的终极目标——消费财的产出,则其转变照例是愈形困难”[1]

古人积蓄粮食是有一定道理的,不管是修建道路疏通灌溉,还是行军打仗,都需要粮食作为后盾,粮食具有最大的灵活性。

正是上面所说的原因,我国自古以来都对大兴土木非常忌讳,因为造成的后果难以逆转。

则天皇后延载元年(694),武三思等率领四夷首领请用铜铁铸造大“天枢”柱,树立在端门外,柱上铸有记述功德的铭文,贬黜唐朝,歌颂武周。胡人聚集钱百万亿,买铜铁尚不够用,又征用民间农具加以补充。

武则天开始是唐高宗的嫔妃。唐太宗当初选唐高宗为太子时曾经担心,高宗性格懦弱,不能担负社稷重任。唐太宗在好兄弟长孙无忌的坚持下,才保留高宗的太子地位。后来高宗果然敌不过武则天的强悍。武则天为登皇后之位,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害死。萧淑妃死前诅咒道:“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从此宫中不养猫,而且武则天终身不回长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解释武则天为什么对佛教和和尚情有独钟。也是因为她这样的心理,后来重用来俊臣等酷吏,大兴告密罗织之风。

登上皇后之位,武氏便开始清除异己,甚至把开国元老、高宗的舅舅长孙无忌也杀了。唐高宗死后,武则天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她非常喜欢好大喜功的工程,不惜穷天下百姓之力。之所以没有颠覆社稷,只因为贞观之治的元气还在。

则天皇后天册万岁元年(695),当初明堂已落成,太后命令和尚怀义制作夹纻佛像,佛像的小指中就能容得下数十人,在明堂北面构筑天堂用来贮存。天堂初造时被风吹倒,又重新再造,每天役使一万人,采集木料于江河山岭,数年之中,花费以万亿计,国库因此耗尽。

什么叫夹纻佛像呢?夹纻又称夹纾、挟纻。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手工技艺。作为漆塑像的方法,先用泥塑成胎,后用漆把麻布贴在泥胎外面;待漆干后,反复再涂多次;最后把泥胎取空,因此又有“脱空像”之称。用这种方法塑像不但柔和逼真,而且质地很轻。

后来这个佛像毁于大火,放火的人就是和尚怀义。一开始武则天宠爱和尚怀义,后来转而宠爱一个沈御医。怀义相当嫉妒,和尚也是有感情的啊!于是放火烧了这个夹纻佛像。无数人辛勤耕耘的结果被付之一炬!当社会的储蓄没有被小心翼翼地使用时,就是一个财富毁灭的过程。

修建天枢时,国库中储蓄的粮食会用来支付工匠的饭食,铜铁等会用来铸造。天枢柱成,国库空虚。这时的天枢就无法再变回为粮食,也无法化为钱币和民间农具。后来唐玄宗时,将天枢重新熔铸,但那又加倍耗费无数人力物力。这算是唐朝的大炼钢铁,时代不同,为害相同,这就是经济规律。

修建天枢导致国库中粮食和铜钱减少,现在社会看不到这样直观的结果。如果武则天生活在现代社会,她会用政府财政收入支付工匠的工资、买入铜铁等金属。政府的财政存款转移到私人的储蓄账户,存款余额并没有变化,但是储蓄的内容却已经截然不同,粮食已经消耗、铜钱农具熔融又铸成废物。因此以存款余额来推断国民储蓄的充足与否,是完全不足为据的,甚至产生极大的误导。

储蓄或投资的总量虽然重要,其中的结构更为关键。投资的内容有可能是“天枢”铜柱,也有可能是农具。如果投资之中“天枢”占的比例大,投资效率自然随之降低;可是还有农户没有农具,又迫切需要新增投资。这就出现了投资既过剩又不足的矛盾情况,其中的关键是不同行业的投资完全不同质又很难相互转化。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中国经济过度依赖于投资驱动,投资效率边际递减,所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用“投资”这个名词笼统地去概括各行各业的投资会产生误导。我国很多方面投资不足,以医疗服务领域为最。医院之所以会抢号、排长队,就是供给不足,缺少投资来扩大产能。如果因为高速公路的投资效率降低,就认为医疗服务的投资也已足够,应该可以说是缘木求鱼。经济学中从来不会有过剩,只会有资源分配的低效率。

劳动力的流动也会受制于行业不同。农耕社会专业知识的壁垒很低,每家每户都会耕作,差别无非是谁家勤劳一些,谁家懒散一些。对于耕牛和农具的操作每个人都会。进入到工业社会之后,行业的专业性越来越强,行业间就业人口的转化也越来越难。不同行业的劳动者不通过学习无法相互替代。社会针对这样的学习提供的教育资源越丰富,劳动者在不同行业间的流通会越顺畅。

依靠错误或低效的投资来解决就业问题是饮鸩止渴,只会使得生产效率下降,越来越多的农具被熔铸为天枢废柱,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匮乏。提供丰富而高效的就业培训则能让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大大提高。钢铁行业的工人如果缺乏进入其他行业的培训,为了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就只能增加钢铁行业的冗余投资。但如果他们得到有效的培训,能够进入医疗、养老等其他行业,原本用于钢铁行业的低效投资就能够用于其他更有效率的行业。

供给侧改革也要依赖于战略性的培训体系。

 

[1] 《人的行为》(下),米塞斯,p626,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积于人,无藏府库

中国古代的几种储蓄方式回报率都比较低。

第一种方式是储存粮食。

汉景帝后三年(前141年),文景之治期间,百姓人人自给,家家足用。粮仓都装满粮食,府库中储存了剩余物资。国库中的钱累积万万,串钱的绳子都已朽烂,无法点清数目。国库中的陈旧粟米一层盖一层,装满太仓而流出仓外,只好在外面堆积,以至于腐烂不能食用。

这显然不是一种好的投资方式,粮食已经霉变,更不用说那些味道不好的陈米。还可能会有虫害、鼠害、火灾等等。十年之后的陈粮价值一定小于当初的新粮,所以这种投资的回报率是负数。

如何利用好这些粮食,不是这本书能够回答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学能够回答的问题。应该怎么做?我觉得隋文帝给出的答案很明智。

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有司上言:“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下厢房。”隋文帝说:“朕既薄赋于民,又赏赐丰厚,怎么会这样?”有司回答:“入者常多于出,略计每年赐用达到数百万段布帛,未曾减省赏赐数量。”于是在左藏院另辟地点存放。文帝下诏说:“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减三分之一,士兵减租一半,调全免。”

储蓄应当广泛地分布在人民手中。每家每户有了充足的储蓄,后顾无忧时,往往才会激发创新的热情并有能力付诸实施,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才能出现。如果每个人都小心谨慎地维持着基本生活需要,必然对风险极为厌恶,怎么会去承担创新的风险。

人们利用自己的储蓄、以自己擅长的角度出发去创新,成功的案例才会增加。如果只靠极少数所谓成功人士,成功的可能性也会很小。毕竟“三个臭皮匠顶过诸葛亮”。同样一个问题,成百上千的人同时在思考,要胜过一个成功人士的独自思考。创新毕竟有时靠的是灵感,甚至是好运。

现代社会并不会采取囤积粮食的方式,而是以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财的形式储蓄。人们的储蓄被投资到回报率高的项目中,形成资本财,生产出更为丰富的商品。这些商品又能够支持更多更广泛的基础科学研究、发明家的创造和实业家的技术升级,成功项目的数量就会增加,从而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古人第二种常用的储蓄方式是修建宫殿,回报率为负,也不是好投资。宫殿是不会有生产力的,故宫不会产生小故宫,而且宫殿是有损耗的。随着时间的侵蚀,木梁会朽,也面临着白蚁等虫害。屋檐之下鸟儿会时不时来筑巢。风干物燥,有时一把火就毁于一旦。所以修筑宫殿无疑也是负的投资回报率,而且修建宫殿耗费的财富极为浩大。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说:“我知道隋朝起初营造宫室,近处山上没有大的树木,均从远方运来。2000人拉一根柱子,用横木作轮子,导致摩擦起火,于是铸铁做车毂,走一二里路,铁毂即破损。另外派遣几百人携带铁毂随时更换,每天走不过二三十里,总计一根柱子需花费几十万的劳力,其他的花费更可想而知。

中国的宫殿大都采用木制,容易毁坏。负回报的程度要高一些。

唐僖宗光启二年(886),黄巢离开长安时曾放火焚烧宫殿房舍,各道官兵进入长安后大肆抢掠,焚烧官府、寺庙和民房有十分之六七,经王徽多年修补仅完成十分之一二,李克用逼近长安时,这些建筑再次遭到作乱军队的抢掠,几乎荡然无存。

第三种方式是修坟。如果说修宫殿还可以满足皇帝的起居和政事之用,具备一些效能,那么给自己修坟就完全是浪费民脂民膏了。

汉成帝永始元年(前16年),当初,解万年诡称昌陵三年可以建成,最后不能完工。群臣大多认为修筑昌陵不利,成帝交付有司讨论,都认为:“昌陵把低地增高,……堆坟的土从别处运来,难保灵魂安宁,陵墓土浅不固。修筑陵墓使用士卒、罪徒、夫役、工匠的费用以万万计,甚至燃点油脂照明,连夜赶工。要远到东山去取土,运费昂贵,土价几乎与谷价相等。

所以好皇帝丧事都尽量俭省。

(954)后周太祖多次告诫晋王柴荣:“昔日我西征,看到唐十八陵没有不被盗墓的,没别的,就是藏了太多金玉的原因。我死后,要用纸衣,装在瓦棺中。尽快安葬,勿久留宫中。墓中别用石,以砖代之;工人役徒都雇佣,不要扰民;葬毕,募三十户近处的民户守陵,免其徭役,使之守视。不要修下宫,也不要设置守陵人,不要石羊、虎、人、马,只要刻石放在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你要是不听我的,我不保佑你!”

凯恩斯声称,“以亿万富翁们建造巍然峙立的巨厦来容纳他们活着时的肉体和建造金字塔来保卫他们死后的遗躯而论,或者,为了忏悔他们的罪恶,以他们兴建教堂、捐赠教会或国外布道使团而论,资本充沛损害产品充沛之日会得以推迟”[1]

可是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这些奢侈的宫殿、浩大的陵墓,除了给亿万人民带来贫穷、饥饿和劳苦,没有产生任何财富。这些工程的确挥霍了无数人的储蓄和资本,带来的却不是产品充沛,带来的是更进一步的匮乏。

 

[1]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p227,商务印书馆。

有好几个利息率

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利率有着不同的定义。奥地利学派认为,自然利率是现在消费的价值与未来消费的价值的比例。凯恩斯认为,利息率是现行的提供资金的代价。

人们总是会对自己未来所需要的物质商品有一个大概估算,比如要积蓄多少粮食养老。然后据此来确定需要购买多少田地交给子女们耕种、或是积蓄多少金钱满足自己的饮食起居。根据未来的需求所推算出来的回报率,可以看作是人们满意的利息率,也就是奥地利学派所说的自然利率。

按照社会的人口结构也可以推算出未来每年对商品的需求,满足这种需求的投资回报率就是自然利率。如果社会的投资回报率能够达到这样的利息率,人们就可以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如果社会的投资回报率低于这个利息率,社会的生产就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没有确定的关系。这一点一定要分清,很多错误的理解和错误的政策都源于对这两个利率的混淆,最典型的代表是凯恩斯。

凯恩斯认为,“资本边际效率……是为了进行新投资而需要借进资金的人所愿意支付的代价,而利息率则代表现行的提供资金的代价”[1]。凯恩斯将利率作为一个纯粹的货币现象,这个是不对的。利息率即使在物物交换的过程中,也会出现。

唐德宗贞元三年(787),李泌向德宗建议:“……命令各冶炼厂铸造农用器具,买进麦种,分别赐给边疆的军镇,募集戍边的士兵,让他们耕种荒田。与他们约定明年麦子成熟后加倍偿还所用的种子,对剩下的粮食,按照时价加成五分之一由官府购买。……”

由官府提供给戍边士兵种子,来年加倍偿还,这加倍便是支付的利息。如果当初没有这种子,士兵也无法获得收成,与官府分享收成也是应有之义。这里面货币没有扮演任何角色。利率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人们对现在的享受给予较高的评价,对延迟到未来的享受给予较低的评价。未来享受量必须比现在享受量高,人们才愿意用现在的节俭去换取未来的丰裕。人们总是有信心令未来的生活更好,通过努力未来获得更多,因此才有节省和储蓄的动力。如果人们对未来的判断是有今天没明天,是不会有人储蓄的。

如果社会中储蓄较少,储蓄要求的回报率就较高,以补偿储蓄。古代积累的资本少,所以利率比较高。有的相当于今天的高利贷。

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初唐,州县官的官俸都是让当地富户掌管公廨本金而后出利息支付,由于利息高至借一还二,因此有很多人倾家荡产。

低的时候年利率也在30%-40%。

王莽始建国二年(10),百姓如果无钱需要赊贷,钱府可以借出,每月一百钱收利息三钱。

现代社会利率水平大大降低,是因为生产发展储蓄充足的原因。

投资回报率越高,人们越会积极主动地投资,使用的储蓄也越多,进而提高储蓄的利息率,人们越愿意节省下来当期的消费去储蓄,以期待未来获得更多的消费。如果投资回报率降低,投资减少,使用的储蓄下降,利息率也会下降。人们就不那么愿意克扣自己当期的满足,从而当期的消费更多。“私人利润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2]。投资回报率是决定投资的一个关键指标。

如果投资一项工程花费了100万,每年产生15万的收入和5万的成本,扣除成本后收回10万,那么投资回报率就是10%。

人们会尽量选择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项目。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随着新增投资的进入,产能增加,商品的供应量增加,相互之间的竞争随之激烈,商品的价格就会下降,投资回报率也会下降。产能过剩的行业,不会有投资进入,甚至还会有人退出,竞争会缓解,投资率会回升。社会中各行业的投资回报率有趋于一致的倾向。

评判一项投资是否成功,关键要看投资回报率,与投资者是政府还是私人并没有绝对的关系。“如果政府把借来的资金,投之于最能满足消费者欲望的途径,如果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是和所有民营企业立于自由竞争的地位而成功的,那么,它就和任何其他的工商业者处于同样的地位;因为它赢得盈利,它可以支付利息。但是,如果这个政府的投资不成功,没有盈余,或者它把钱用在经常开支,借来的资本亏蚀了,或完全用光了,那就没有还本付息的财源了。这时,只有用课税这个方法才可以履行契约的偿付义务。这种做法,是政府要人民对它过去所浪费的钱负起偿付的责任。”[3]

连暴虐无道的秦始皇也曾经实施过一项非常成功的投资。

(公元前246年)韩国想要消耗秦国国力,使之不发兵东征,便派遣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作间谍,让秦国从仲山起,开凿一条引泾水沿北山东注洛河的灌溉渠。工程进行中,韩国的意图被发觉,秦人为此要杀郑国。郑国说,我的确为韩国延长了几年寿命,但是这条灌溉渠如果修成了,秦国也可以享万世之利。秦王于是命令他完成这项工程。这条水渠灌溉盐碱地四万多顷,每亩的收成高达一锺,秦国的关中一带因此更加富裕。

这条渠就叫郑国渠,是韩国人郑国负责修建的。位于今天的陕西省泾阳县西北25公里的泾河北岸。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300余里。2016年还申遗成功,成为陕西省第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显示了优秀工程所应该具备的标准——极高的投资回报率。郑国渠使得原来的盐碱地变成了沃野,而且发挥了两千年的作用。

有时政府投资不仅仅考虑盈利性,还要考虑社会效益,也就是非货币因素。修建一个机场,也许机场本身运营并不盈利,但是对当地的招商引资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修建一个美术馆,肯定不会盈利,还要政府补贴,但对于人民的文化生活却有很大的益处。

但实际上,非货币因素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货币因素。在第一种情况下,机场带来的经济发展会体现在人民财富和政府税收的增加中。在第二种情况下,人民文化素质和审美水平的提升,能够使得社会文明有礼,社会管理成本降低,政府相应的支出也就节省下来。

如果政府投资完全以不可货币化的社会效益来衡量,就难免成为领导者主观决定的产物,顾及不到投资回报率,资源就会被浪费。

 

[1]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p168,商务印书馆。

[2] 《国富论》(上),亚当斯密,p344,商务印书馆。

[3] 《人的行为》(上),米塞斯,p313,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储蓄与借贷

古代没有银行这个中介,借贷是一对一的,而且借出者必须要有储蓄。邻居来借大米,谷仓里有才能借,没有就借不了。

现代社会的借贷不需要一对一,而是通过银行这个中介。甲借粮食,也不再需要和借出者面对面,只需向银行借货币,然后用货币去购买粮食。购买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某个人,可以是市场中任何粮食储蓄者。甲借贷成功的机会就大大增加,并且储蓄的提供者从特定人群变为整个社会。只要社会中有储蓄,甲就可以借来使用。

需要强调一点,即使借款是未来偿还,借款所购买的商品也是此刻社会中其他人的储蓄,不是来自于未来,不是哆啦A梦坐着时光穿梭机把未来的商品送给现在的你。很多人把贷款消费当作消费未来的商品,当作无中生有,以为只要能贷到款,消费的供给就是无穷无尽的。

现实是,贷款“……大都是以货币借出,或为钞票,或为金银。但借用人所需要、出借人所供给的实际上不是货币而是货币的价值,换言之,是货币所能购买的货物。……贷借的事情,实际就是出借人把自己一定部分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使用权让与借用人,听他随意使用”[1]

任何消费都是以当下社会的生产能力为限,即使把银行搬到家里,消费的数量也不会超过社会当下的生产能力。

银行这个中介的出现,减少了储蓄者和贷款者的搜寻成本。这也导致储蓄者和出借者不再是同一个人,储蓄者不再能够获得借款用途的充足信息,银行究竟是贷款给水变氢气的项目,还是贷款给5G项目,储蓄者是不了解的。银行作为出借者,并不一定会按照储蓄者的最佳利益来行事,其中存在着代理人成本(agency cost)。

贷款者也难以获得全部信息。贷款者偿还债务的来源是自己未来产出,而未来产出依赖于整个社会的投资情况,这个情况贷款者是不完全掌握的。比较糟糕的可能是,贷款者预期自己的产出不断增长,可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希望在当下消费,消费比例过大,整个社会的投资被压低到难以补充资本财,整个社会的产出都开始下降,贷款者的产出也随之下降,那么贷款者未来就难以偿还债务。好比有一年村里大丰收,村民们用丰收的粮食聚餐、酿酒、请人盖房……直到有一天,村民们发现,来年的种子都被吃掉了,那么来年肯定是个荒年。

为了防止这种最坏的情况出现,就需要利率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认为,自然利率是当前消费的价值与未来消费的价值的比值,如果现在吃一个苹果的价值是100,一年之后吃一个苹果的价值是95,那么利率就是100/95=5.26%。为了使人们愿意克制现在吃苹果的冲动留到一年之后再吃,那么一年之后人们吃到的苹果就必须超过1.0526个。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能够在现在和未来之间作出正确的资源分配。

古代的时候,人们更容易计算自然利率,计算未来消费的粮食购买相应的土地,计算未来消费的肉食饲养足够的牛羊。人们根据这个自然利率选择是否将自己的储蓄出借。如果贷款者提供的回报率高于这个自然利率,人们就会出借,否则就自己储蓄投资。

银行这个中介出现后,自然利率不是它关心的重点,银行的利润才是。银行有动力压低贷款利率,使其低于自然利率,增加贷款的需求,从而为银行的利润服务。在央行出现后,存贷款利率更成为政府操纵的权柄。于是利率上蹿下跳,好不热闹。“治大国若烹小鲜”,现在变成了用打桩机烹小鲜,齑粉无存矣。

我们前面提到过,养老可以选择在壮年时投资于扩大生产,老年时依靠这些资本财的产出。当银行压低了贷款利率后,投资产生的回报会低于自然利率的要求,老年时这些资本财的产出就不够维持养老需求。老年人的存款虽然有100元,市场中却没有100元的商品。或者说,社会中有100个老人,也许每个都是千万富翁,可是生产出的商品只能满足50个老人。怎么办?

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利率的权力太大,以至于没有人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1] 《国富论》(上),亚当斯密,p322,商务印书馆。

降低货币利率意味着降低效率

我们在货币那一章里面提到,通过银行信贷增发货币,实际上是大钱改铸为小钱的行为,贷款者拿着薄钱去市场上购买商品。这时债务人受益,储蓄者受损。如果贷款者偿还了借款,相当于小钱恢复为大钱。这时相当于收缩货币,债务人受损,储蓄者受益。

但是银行信贷能够增发货币依赖于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货币利率。如果货币利率高过自然利率,人们更愿意节省当前的消费,借贷出去以获得未来更多的消费。可供投资的储蓄就会超过这些高回报项目所需,这时借贷并不需要银行准备金率发挥杠杆作用,也没有货币增发,只是资源由储蓄者手中转移到贷款者手中,就像不存在银行这个中介时的借贷过程。这样的高回报项目也为社会贡献了财富,贷款者提供的补偿超过了未来的需求,社会的商品量是净增加的,社会将越来越富裕。

我可以节省下来100块巧克力,预期换取未来108块巧克力。结果却喜出望外,我能够得到110块巧克力。我一方面会节省更多现在消费的巧克力去投资,另一方面未来多得到的两块巧克力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

当银行把货币利率降低到自然利率以下的时候,储蓄者就不那么愿意储蓄了。未来提供的回报,并不能超过我现在享受的欢愉。如果未来只能给我105块巧克力,还不如现在就享受美味,吃它三块!现在能够用来投资的只剩下97块巧克力。可是由于贷款利率下降,能够赚钱的投资项目就会增加,这97块巧克力就无法满足所有投资的需求。这时银行的准备金率就开始发挥杠杆作用,干预资源分配。信贷资金开始增发货币,追逐这97块巧克力,价格上涨,通胀来临。通胀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有多少投资项目需要这97块巧克力,有多少货币来追逐这97块巧克力。

如果回报率为5%,这97块巧克力未来能生产出来的只有97⋅(1.05)=101.8块巧克力。但是人们给予未来的折价,也就是自然利率是不会变的。投入这97块巧克力,人们希望未来得到97⋅(1.08)=104.76块。那么现在就是104.76块巧克力的需求去追逐101.8块的供给,未来产出商品的价格也会上涨。

由于投资项目是逐步启动的,最先启动的项目还感受不到资源不足的问题。这时贷款者相当于获得了两方面的利益,一方面是用劣币买到了商品,另一方面偿还的时候还以低廉的利率进行计算。假设市场上1块巧克力卖1钱,自然利率为8%,货币利率为5%。贷款者获得97个小钱买到了97块巧克力,而且利息只要4.85个小钱。随着时间的推移,项目陆续启动,越来越多的贷款开始追逐这97块巧克力,价格开始上涨。如果偿还贷款时,巧克力价格已经涨到(97+x)钱,实际上贷款者应该支付的代价是1.08⋅(97+x)钱,高于他支付的101.85钱。这个差值就是贷款者获得的利益。

贷款者获得的利益来自于市场上没有借钱的人。比如卖巧克力的人显然吃亏了,他发现东西变贵了,卖巧克力得到的97钱不够花了,本来计划购买的商品买不到了。奥地利学派把这种靠增发货币窃取储蓄者利益的行为描述为盗窃,我是赞同的。

现实生活中,这种损失的近似计算可以通过所谓名义利率、实际利率和自然利率的比较进行。银行公布的利率都是名义利率,比如贷款利率5%。如果社会中的商品价格上涨了2%,也就是通货膨胀率为2%,那么实际利率就是5%-2%=3%。贷款人真正负担的利率只有3%。如果通货膨胀率达到8%,那么贷款人会非常开心,因为他真正负担的利率竟然是5%-8%=-3%!借钱是赚钱的!贷款人偿还的利率只有5%,这是低利率成本;货币增发使货币购买力降低了8%,这是大钱改铸小钱的利益。综合下来,贷款者获利3%。为什么说是近似计算?因为公布的通胀率都是以局部样本测算出来的,未必能真实反映货币增发的效果。

如果自然利率是8%,贷款人实际支付的代价是-3%,远远不能弥补储蓄者的要求。时间跨度越长,储蓄者要求的回报和实际回报之间的差距越大,生产越来越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银行降低贷款利率后,一定会降低社会的投资回报率,促进的一定是低效率的项目。因为投资回报率高的项目,即使贷款利率不降低,也会得到实施。投资回报率15%的项目,即使在贷款利率为10%的情况下也会盈利,投资人也会推进这样的项目。贷款利率降低之后,新增投资一定是那些刚过盈亏平衡点的项目。原本贷款利率为10%,现在降低为9%后,新启动的投资肯定是回报率在9%-10%之间的项目,这些项目一定会拉低社会原本的投资回报率。

获得贷款后,企业就开始启动投资,购买原材料、兴建厂房、购置机器等等,社会中的资源开始流向这些低效率的项目。社会资源的分配不是到了某一个时间节点,统一按照回报率的高低排序进行安排,而是谁先开工谁就拥有资源。所以降低贷款利率后,低效率的项目一旦获得资金,就开始获得社会资源,社会整体经济效率就被拉低。

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是一次性的,药劲过了之后,经济又会重新停滞。为了推动经济继续增长,货币当局必须再次推动宽松货币政策。还是巧克力的例子,采用高效生产方式,投入100块巧克力未来能够获得108个,低效方式能够获得105个。自然利率还是8%,当货币利率从8%降至5%时,会有人投资低效项目,经济出现增长。生产完成时就会有108钱的货币去购买105块巧克力,巧克力的价格就变为108/105=1.029钱。偿还贷款时,只需要102块巧克力就足够支付105钱的本息,剩下的3块巧克力是盈利。但随着物价上涨,现在投资100块巧克力所需贷款就变为102.9钱,按照5%的利率计算,贷款到期后需要偿还108钱。而通胀后105块巧克力的售价刚好为108钱,项目不再赚钱。不再有新的项目启动,经济停止增长。只有再次将货币利率下调,才会有新项目启动,经济才会继续增长。

这个例子中我们没有考虑货币利率下降对消费的增加,加入这个因素,不改变结果。

随着宽松政策失效,经济停止增长,但通胀并不一定停止。如果生产生活会消耗8块巧克力,高效生产方式能够维持社会的需求。每一期扣除消耗的8块巧克力,剩下100块巧克力,下一期还能提供108块巧克力。但宽松货币下的低效项目却无法维持,生产出105块巧克力,消耗8块巧克力,下一期用来生产的就只剩97块巧克力,生产出97⋅(1.05)=101.85块巧克力。巧克力的价格会上涨,变为108/101.85=1.06钱,相比1.029钱又上涨了3%。这时巧克力的产出与需求缺口扩大为6.15块。扣除消耗的8块巧克力后,下一期用来生产的只剩93.85块,生产出93.85⋅(1.05)=98.54块巧克力,巧克力的价格还会上涨3%。咦?这不是“直升机伯南克”的目标通胀论吗?经济繁荣在哪里?为什么巧克力的供需缺口越来越大了?目标通胀是通胀,恶性通胀也是通胀,换个马甲你就不是你了?

除非有人被逼着进行储蓄,通胀才不会发生。当巧克力价格变为1.029钱后,有的人放弃消费,生产生活中消耗的巧克力从原来的8块下降到5块,这时用来投入生产的巧克力又成为100个,生产出105块巧克力,价格保持在1.029钱,不再通胀。但代价是有的人们被剥夺了消费巧克力的权利,去支持低效率的项目。不吃巧克力毋宁死!

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非正式员工接受低薪,被强制储蓄,节省下来的资源支持低效的生产。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章节继续。

我们前面强调过,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自然利率是指导资源分配的标准,可是企业盯住的却恰恰是货币利率。企业会根据货币利率计算项目是否可行。投资回报率超过银行贷款利率,项目就可以盈利;否则就会亏损。企业管理层不会关心在经济效率上如何变化,因为现有体系下所有对管理层的考核都是以货币利润作为标准。法律层面的企业破产与否,也都是以货币作为标准。所以企业家在意的只有货币利润是否会有增长。他们只关心货币利率。

为了避免出现低效率的投资项目,货币利率是至关重要的角色,“利率是一个不可由政府或其他任何机构操纵的市场现象”。[1]因为即使是专业人士想要预测未来数年乃十数年的合适利率都是不可能的。不得不说,美联储自格林斯潘以降,把利率调来调去,弄得天下大乱。格林斯潘在他那本《动荡年代》中,嘲笑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可是却忘了美联储和计划经济一样荒谬。十几个人靠着几个数字,就号令天下独断专行,和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有什么不同?

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各国更是普遍实施零利率政策。妄图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经济恢复健康,只能是苟延残喘。低利率催生的一定是更多的低效率经济,生产将会进一步下降,供需缺口将进一步扩大,下一个更严峻的经济危机也许正在路上。

 

[1] 《人的行为》(下),米塞斯,p556,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知足者富

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资源是稀缺的,因此消费一定是有上限的。当期的消费越多,挤占的投资也就越多,未来的消费就无法保证。投资越没有效率,未来的消费也就越少。“在市场情况不变的假定下,如果我们对于资本的产品之消费,不消费到妨害了资本消耗的补偿,资本就可当作所得的源头而维持住”[1]

经济学中容不下消费拉动型经济。

政府是经济中的最大消费者,它的一举一动影响巨大,所以政府更要以节省为宗旨。

凯恩斯的消费乘数是个谬误,建立在其上的凯恩斯主义也不过是镜花缘。增发货币的后果是奢侈的消费,伴随而来的是贫穷,而不是繁荣。

 

[1] 《人的行为》(上),米塞斯,p496,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消费不能影响生产

消费的原则是,不应当影响当前的投资,使得未来的生产难以满足未来的需求。“经济计算……的实际意义是要显示,一个人如何可以自由消费而不损害未来的生产能力”[1]

产出包括储蓄和消费。储蓄中又包括投资和耐用消费品。投资补充了现有的资本财后,可以用来增加新的资本财。如果消费过多,将投资压低到不足以补充现有的资本财,未来的产出就会下降。

西晋后的五胡十六国时期,石勒建立后赵。石勒有个侄子叫石虎。十七岁的时候石虎就残忍无度,石勒准备杀之。石勒的母亲说:“拉车快的牛犊经常把车拉坏,你先稍稍容忍他一下。”等到石虎长大,勇冠三军,每次攻取都要屠城。但石虎带领军队严而不烦,所向无敌,于是石勒开始宠信他。石虎对石勒也有恩报恩,石勒一死他就篡了位。

(336)后赵石虎在襄国兴建太武殿,在邺城兴建东、西宫。十二月建成。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宽六十五步,长七十五步,装饰以有纹理的石头。下面布置暗室,可以埋伏卫士五百人。以漆涂瓦,金珰,银楹,珠帘,玉璧,穷极工巧。殿上放白玉床、流苏帐,以金莲花作帐顶。又建九殿于显阳殿后,选女子居住其中,佩戴珠玉、身穿绫罗绸缎者万馀人。教这些宫女占星、骑术箭术。设置女太史和各类艺伎。让千名女骑手为侍从,戴紫纶巾,熟锦袴,金银镂带,五彩织成的靴子,执羽仪,鸣鼓吹,跟随石虎巡游宴饮。这时后赵大旱,一斤金买二斗粟,百姓悲苦。而石虎用兵不息,百役并兴。……又听从尚方令解飞的建议,在邺城之南投石于河,准备凌空架设高桥,耗费钱数千万亿。桥建不成,役夫们饥饿难耐,于是终止。又让官吏带民众在山川湖泊采集橡子和鱼补充食物,被权豪所夺,民无所得。

宫殿是耐用消费品,宫女之流也都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百姓的生产主要用于满足石虎对宫殿的消费,这部分被石虎独占。小部分劳动力被投入农业生产,随后天灾人祸,农业生产受到重创。宫女之流的消费还在大幅增加。还哪有储蓄的余地?农业社会,没有储蓄就养不活家里人,生产被摧毁。

现代经济里面有个“摩天大楼指数”,大概是说经济衰退或股市萧条往往都发生在摩天大楼集中落成的时候。摩天大楼在消费的属性上,和石虎的太武殿没有区别。如果大量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代表的是消费太多,储蓄太少,生产下降,进入危机也不足为奇。

所以消费一定是生产发展的结果,并非生产的前提。想要进入消费型经济,生产能力必须足够发达,产品必须足够丰富,只需要产出中很小的部分就足够补充资本财和新增投资,于是其余的部分便可作为人民的消费。这是消费型经济的本质,更恰当的名称应该是生产高效型经济。

在上一章巧克力的例子中,如果每一期消耗的巧克力不是8块,而是20块,那么即使按照高效的生产方式,巧克力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少的。第一期产出108块巧克力,消耗20块后,只剩88块。第二期产出95块,消耗之后只剩75块……

凯恩斯主义者和冒牌经济学家鼓吹,消费能够带动经济,消费得越多就业人数就越多、经济就会更加繁荣昌盛。这不由的让我想起孩子的一个睡前故事:有一个神奇的小水缸,你如果放进去一碗米,它就会冒出十碗米。……结果官老爷的爸爸咕咚栽进缸里,官老爷收获了十个爸爸。孩子听到这就乐不可支。

凯恩斯主义以为经济就是这个神缸。我们如果多吃了一碗饭,能带动经济多生产超过一碗的米饭。那我们应该把所有的东西都扔到这个神缸中,我们就想要什么有什么,进入共产主义啦!除了不要把凯恩斯扔进去,我可不想这个世界出现十个凯恩斯。

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是资源稀缺,所以容不下这个神缸的存在,容不下凯恩斯主义,也容不下消费拉动型经济。

生产发展使得可供消费的比例增加,奢侈也使得消费比例增加,两者的现象一样,但原因却天壤之别,未来的结局也喜忧分明。增加消费推动经济增长,你是石虎吗?

当初司徒申钟劝石虎说,对于儿子们“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石虎不听。后来石虎的两个儿子石宣和石韬不合,石宣杀了石韬。石虎又残忍地杀了石宣和其妻儿九人为石韬报仇。石虎说:“我准备用纯灰三斛清洗自己的肠子,为什么专生恶子。”石虎的大将姚弋仲也责备石虎说:“儿死,愁邪?怎么生病啦?儿幼时不选贤人教导,以至于大逆不道;既然忤逆而诛杀,又发什么愁!”石虎死后,奢华的太武殿发生火灾,诸门观阁荡然无馀,乘舆服饰,烧掉大半,金石皆尽,火烧了一个多月才灭。后赵也随之土崩瓦解。

但石虎阴魂不散,传说尸体在桥下漂了好几年,他的奢侈也遗害到前秦的苻坚。

(377)以前后赵国的将作功曹熊邈向前秦王苻坚讲述石虎那时宫室、器物古玩的盛况。苻坚任命他为将作长史,大修舟舰、兵器,饰以金银,颇极精巧。慕容农私下跟慕容垂说:“自王猛死后,前秦法制日以颓靡,现在又日渐奢侈,祸殃将至……大王应该结纳英杰以承天意,机不可失!”慕容垂笑答:“天下事非你所能知。”

苻坚就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主人公,他的覆灭与奢侈和用兵无度脱不了关系。他和慕容垂都是有精彩故事的英雄,但那就扯得太远了。

不管怎么样,消费的方式是每个人选择的自由,不好说哪种一定正确。但对于政府而言,支出则必须尽量俭省。“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有时可把它弄的贫穷”[2]

 

[1] 《人的行为》(上),米塞斯,p295,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 《国富论》(上),亚当斯密,p314,商务印书馆。

政府要节省

政府始终是以消费者的姿态出现的,而且是社会中最大的消费者。政府要负责发放公务员的薪资,要对鳏寡孤独者照顾,要训练军队守卫边疆等等。正因为其消费规模最大,所以政府支出最应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为了控制政府支出,首先要控制官员的数量,提高官员的效率。

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晋武帝下诏问朝臣如何改进政治,司徒左长史傅咸上书:“公私不足,由于设官太多。旧都督有四个,现在算上监军超过十个。禹分九州,现在刺史超过一倍。户口比汉多十分之一,设置郡县更多。虚立军府,动不动上百个,却无益于防卫。第五等的诸侯,也要设置官属。所有这些费用,皆出自百姓。这就是百姓贫乏的原因。当务之急,在于减少官吏和徭役,上下务农生产。”

晋武帝司马炎,是司马懿的孙子、司马昭的儿子。他最终灭了吴国,完成三国一统。于是觉得天下舍我其谁,成天没事干就坐着羊拉的车在后宫转悠,羊走到哪个妃子的门前停下,就在哪里寻欢作乐。于是这些妃子就用竹叶插在门口,用盐水洒在地上以吸引羊过来。

有一次晋武帝问司隶校尉刘毅:“我可以和汉朝哪个皇帝相比?”刘毅说:“桓灵。”晋武帝说:“至于这么差吗?”刘毅说:“桓灵二帝卖官的钱还进了国库,陛下卖官的钱都进了自己腰包,这么看恐怕还不如桓灵。”晋武帝的政府支出到底还是控制不住。

作为开国皇帝,饱食终日,国破家亡也是应有之义。晋武帝死后,西晋就分崩离析,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年代之一——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

(309)当初,何曾侍奉晋武帝的宴会,结束后对儿子们说:“主上开创大业。每次宴会,我未尝听到经国远图,只是说平生普通事,这恐怕不是为子孙考虑的做法。他只考虑自己,后嗣危险!你们这辈还能幸免。”指着诸孙说:“他们一定会遭难。”后来何曾的儿子哭着说:“老爸料事如神啊!”

减少官吏,就必须减少相应管理的事务,那就要求社会治理成本要低。如何降低社会治理成本,这个是考验领导者政治智慧的难题。古代之所以采取孔孟之道,就是一种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的方法。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人民就会安居乐业,社会治理成本也会大幅降低。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丙午,唐太宗与群臣商量减少偷盗。有的建议以重法惩治,太宗笑言:“民众为盗是因为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所以不顾廉耻。朕应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人民衣食有馀,则自不为盗,何必用重法!”从此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太宗又曾对侍臣说:“君主依于国,国依于民。搜刮人民以满足君主,犹如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主富而国亡。所以君主之患,不从外来,通常是自己的毛病。欲望太多则耗费太甚,耗费太甚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朕常按这个逻辑思考,所以不敢纵欲。”

唐太宗一席话已经把《国富论》的核心阐述得清清楚楚。政府消费减少,人民储蓄投资增加,生产发展,自然富裕和谐,民富国强。

政府减少花费是一方面,政府同样需要克制的冲动是在市场中做买卖赚钱,裁判员不能下场参加比赛。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尚书左丞韦悰发现司农卖的棉价比民间贵,举报其私自收受。唐太宗召大理卿孙伏伽写司农的罪状。孙伏伽说:“司农无罪。”太宗问其故,孙伏伽答道:“就是因为官棉贵,所以私棉便宜。如果官棉便宜,私棉再无法便宜。我只见司农识大体,不知其过。”太宗醒悟,不断称赞孙伏伽。回头对韦悰说:“你的见识比孙伏伽差多了。”

政府不能与民间争利是重要原则。政府的势力总是强于民间,政府要想获利,民间的盈利一定会被压低,人民又怎么能富裕呢?国企获得的贷款利率远远低于民企,单单这一项就足可以击败大部分民企。资源过于集中在政府手中,民间的储蓄和投资就会不足,民间财富增长就会放缓。而且缺少了广泛的民众基础,创新和创业的成功概率就会下降,生产力的增长潜力就被削弱。

唐太宗非常令人钦佩的一点是,虽然身居高位却并不自以为是,善于听取意见,又能够直入事物本质,作出正确判断和决断的可能性就高。他曾经评价过自己成功的原因。有一次他问侍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征服戎、狄。朕才能比不上古人而成功超过他们,我先不说其故,诸公说说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太宗说:“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只有五个原因。自古帝王多妒忌胜己者,朕见人之长处,好像自己有之。人的品德能力,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举进贤能则欲抱在怀中,摒退不肖则欲推入沟壑,朕见贤者则敬之,见不肖者则怜之,贤能和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厌恶正直,暗地里谋害公开杀戮,代代有之,朕登基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部落皆依附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说到政府的消费,我们顺便说一下和政府的收入相关的事。唐朝开始实行的是租庸调法,是以实物和劳役支付。后来实行税间架法和除陌钱法,则是以货币支付。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开始实行税间架法和除陌钱法。根据制度,各道军队开出本道一概由度支提供给养。德宗优待体恤士兵,每当出道增加酒肉供给。士兵在本道的口粮仍然拨给他们的家庭,一人可以得到三人的给养。将士愿从中获利,于是各自出军,才越过本道便停下,每月消耗钱一百三十余万缗,税赋无法保证供给。判度支赵赞于是上奏实行税间架和除陌钱二法。所谓税间架法,每房屋两架为一间,上等房屋征税两千钱,中等的征税一千,下等的征税五百。吏人进入百姓家中计算应征税额。有些住宅房屋多而没有其他资产的人家,缴的税动辄数百缗。敢于隐藏一间房屋的,杖责六十,奖赏举报者钱五十缗。所谓除陌钱法,就是凡公家私人所给予和买卖所得的钱,官府每缗钱收取五十钱。对于给予其他物品和以物易物得到的,估计钱数进行收取。敢于隐瞒钱一百的,杖责六十,罚钱两千,奖赏举报人钱十缗。愁苦怨恨之声远近皆闻。

税间架法有点类似现在的房地产税。税间架法针对房屋收税,计算的基础是房间数和房子质量,也就是针对百姓过去的储蓄征税。百姓必须减少当期的消费或储蓄来缴纳。过去的储蓄和当期产出又不存在固定关系,税收负担在当期收入中的比例就可能有很大起伏。遇到荒年,房屋不会变,所要缴纳的税负钱款不会变。这时税负在当期产出中就会占据过高比例,使得人民无储蓄无消费,“愁怨之声,盈于远近”。投资无法补充资本财,未来的产出就会下降。

很多人寄望房地产税能够降低房价,如果是这个目的,完全可以采用更有效的方法,比如加息。

虚构的消费乘数

凯恩斯主义是通过所谓的乘数效应发挥作用,乘数效应又有赖于边际消费倾向在0和1之间。假设所有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都是0.8。如果政府从甲这里新买了100元的商品,甲就会拿出80元支付给乙进行消费。乙得到80元后又到丙那里消费64元,以此类推……最终所有人消费的量加总之后,有一个数学公式可以计算:元。因此政府多花了100元,社会总体消费就增加了500元,是政府支出的5倍。这种效果被称之为乘数效应,那个倍数就被称作消费乘数。

这里凯恩斯玩了一个拙劣的把戏。这个数学推导真正应该计算的问题是:求这个过程中消费使用了多少货币量?货币的用途是帮助商品的流通,我们在货币那章也说过,少量的货币只要流通速度足够快就可以使得数倍价值的商品流转。但商品换手所需要的货币量和商品的消费量没有关系。

为了理清这个过程,我们把货币撇在一边,重新计算一下边际消费倾向为0.8的情况。甲生产了100斤大米,现在他不卖给政府,而是直接拿去交换商品。由于边际消费倾向是0.8,他拿出80斤大米请乙唱一出戏。乙获得了80斤大米的新增收入。乙又拿出64斤大米请丙帮他看病,……最终的消费量不用计算,一定是当初的100斤大米,因为甲只生产了100斤大米。这倒是又一次验证了萨伊定律,生产了100斤大米,也就只能满足100斤大米的需求。

凯恩斯的错误在于,他把交易量当作了消费量,重复地计算了支付的部分,最终的答案是这些交易总共交易了多少斤大米。甲交易了80斤,乙交易了80斤中的0.8,……总共交易了500斤大米,并不是消费了500斤大米。

凯恩斯编造出来的所谓消费促进生产,彻底露馅儿了!

增发货币鼓励消费

需求定理告诉我们,代价越小,需求越多。如果能用私铸的小钱来支付,代价自然比大钱支付要小,需求就会增加。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自宋孝武帝开始,大兴土木,扩建宫室,用锦绣覆盖墙和柱,赏赐嫔妃弄臣耗光了国库。他还毁掉了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当初住过的屋子。屋里床头还有一截土墙,上面挂着麻葛灯笼和麻线蝇拂。侍中袁顗看了之后称赞刘裕勤俭朴素。孝武帝没有回答,自言自语地说:“乡巴佬能有这般享受已经很奢侈了。”

为了满足过度的消费,刘宋开始增发货币。

宋明帝泰始元年(465),自刘宋孝建年间以来,民间私自铸造劣等钱币,商贾活动无法进行。庚寅,改铸二铢钱,样式上转为细小。朝廷铸造的官钱,每次流通起来,民间就立刻模仿铸造,而且比官钱更薄更小,没有轮廓,也不加工磨平,被称为“耒子”。

沈庆之再次启奏,请求允许民间私自铸钱。从此以后,钱币的情况非常混乱。一千钱串起来还不到三寸高,这种钱人们称之为“鹅眼钱”。比“鹅眼钱”更差的叫“线环钱”,用线穿起来放到水里也不会沉,随手破碎。集市上都不计算数目,十万钱都不满一捧,一斗米就要一万钱,商贸交易已无法进行。

梁武帝也依旧不改前朝的奢侈风俗,但梁武帝的花费主要给了寺庙。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529),九月,梁武帝到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梁武帝换下御服穿上和尚的法衣,行清净大舍,以便省为房。简单的床铺和瓦器,只坐小车,雇人服侍。甲子,梁武帝升讲堂法座,为众人讲《涅槃经》。癸卯,大臣们用一万亿钱向佛、法、僧三宝祈求,奉赎皇帝菩萨,僧众默许。乙巳,百官在寺东门拜请梁武帝回宫,多次拜请才同意。

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建康城的官民的吃穿用方面都争相崇尚豪华,储存的粮食不够半年用的,常常要靠各地运来粮食。自从侯景叛乱以来,道路断绝,几个月内发展到人吃人的地步,仍免不了有饿死的人,100个人里面活下来了不到一二。那些皇亲国戚、豪门望族都自己出来采野生的稻子,一时间因饿死而埋在沟壑中的人数不胜数。

与梁朝的奢侈生活相伴随的是钱币的贬值。

梁武帝普通四年(523),梁朝在开国之初,只有七个州使用钱币,交州、广州使用金银,其他的州夹杂使用谷物、布帛进行交换。梁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这种五铢钱的内郭、外郭及周郭都齐备。又另外铸造了没有内郭的钱,称为“女钱”,民间私下里使用古钱进行交易,禁止不了,于是就商议全部废止使用铜钱。十二月,开始铸造铁钱。从此,民间私下里铸造货币的人很多,造成物价飞涨。做买卖的人竟至于用车来拉钱,而不是逐个计算。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从破岭往东,每串八十钱按一百钱算,人们称之为“东钱”。江州郢州以西每串七十钱算一百钱,被称为“西钱”。建康地区每串九十钱算一百钱,被称为“长钱”。梁武帝诏:“朝四暮三,众猴皆喜,名和实没有变化却因此而喜怒。顷闻外间多用九陌钱[1],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非物有贵贱,乃心有颠倒。至于远方,日更滋甚,徒乱王制,无益民财。自今可通用足陌钱[2]!令书行后,百日为期,若犹有犯,男子谪运,女子质作,并同三年。”并强迫全国通用足陌钱。诏书颁布之后,钱陌变得更少,到了末年竟然每串三十五钱算作一百钱。

东钱、西钱和长钱其实和大钱改铸小钱是一样的。东钱相当于把八十钱改铸为一百钱,西钱相当于把七十钱改铸为一百钱,到了最后,相当于把三十五钱改铸为一百钱,钱越来越小,货币量和价格越来越高。

其间有人规劝过梁武帝。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545),散骑常侍贺琛启陈四事:其一以为“现在北部边境无事,正是百姓休养生息、教化之时,但天下户口减少,关外尤其如此。郡不堪州之催逼,县不堪郡之搜刮,相互争夺,只为征敛。民众不堪,流离失所,这岂非地方官的错!东部边境户口空虚,皆由使臣太多。穷乡僻壤,没有不去的。每有一使,所属地方不堪其扰。……”其二以为“现在地方官所以贪婪残忍,实在是奢侈的风俗造成。现在喜庆的宴席,以奢华相夸,积果如丘陵,佳肴同绮绣。修建露台的资产还不够一次酒宴的钱。众人刚吃饱还未走下堂,食物就如同垃圾被倒掉。畜妓之夫,不分等级。管理民众的官员,聚敛巨亿,退休之后用不了几年,都耗费在酒席、歌谣之具。破费如同小山,享受只在瞬间,于是更加后悔当官时聚敛的少。……其四以为“现在天下无事,可是还是入不敷出,应该减少事项和费用,事少了则人民休养,费用没了则财富积聚。……”

因为这个上奏,梁武帝差点气疯了,一肚子委屈说:

“我如果不是公宴,已经多年不吃国家之食。甚至宫人,也不食国家之食。凡所营造,不用国库材料及国家工匠,都是花钱雇人完成。……你说‘宜导之以节俭’,朕三十余年未修宫殿,住的地方不过一床之地,过分雕饰之物不许入宫。受生不饮酒,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这是大家看见的。朕三更就起床办公,事少中午前办完,事多日头偏西才吃饭。日常一食,若昼若夜;我之前腰围超过十围,现在瘦的只有二尺多不到,这可没有瞎说。为谁为之?救天下苍生。”

据说梁武帝对各种事情都很擅长,博学能文,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不精妙。勤于政务,冬天四更就起身工作,执笔触寒,手为皴裂。自天监年开始信佛,长斋断鱼肉,每日一食,惟菜羹粗饭而已。有时事多,中午就以嗽口代替。身穿布衣,木绵黑帐,一冠戴三载,一衾用二年。后宫贵妃以下,衣不曳地。梁武帝不饮酒,非宗庙祭祀、大飨宴及诸法事,不奏乐。虽居暗室,衣冠整齐,盛暑时节,未尝敞怀。对太监小臣,也按大宾的礼节。可是对士人放纵太过,官员多鱼肉百姓,使者干扰郡县。梁武帝又好亲任小人,颇复苛察。多造塔庙,公私费损。江南久安,风俗奢靡。梁武帝厌恶贺琛说实话所以大怒。

太聪明就容易听不进去别人的话。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梁武帝后来如果能听得进去劝告,可能就不会被侯景得逞。侯景原来是东魏大将。(547)梁武帝讨伐东魏时,侯景背叛东魏投靠梁国,东魏军司杜弼写了一篇檄文:

“……侯景竖子,自生猜疑,远托关陇地区。依凭奸伪,与逆主定君臣之分,与伪相结兄弟之亲。西魏对他岂曰无恩,小人难养。侯景另有所谋,亲寻干戈。此人恶贯满盈无所依托,以金陵、江南为流亡之地,甘辞卑礼,托身梁朝,诡言浮说,用意可知。……侯景以鄙俚之夫,趁风云际会,位列三班,享万家食邑。按他的身份,早应知足。但他反复折腾,游离不定,他的意图也看得出来。你们还授之以利器,让他能够栖身,等待时机实施奸计。现在南方衰微,天亡有征,老贼奸谋,将再次实施。然推坚强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侯景虽非孙、吴猛将,燕、赵精兵,却久经沙场,熟悉军旅,不同于柔软之师,不比于危脆之众。抗拒我国则势力不足,打你们则绰绰有余。最终恐怕尾大于身,踵粗于股,难以除掉又难以驯服。召之回朝会很快反叛但为祸小,否则反叛迟而祸大。侯景到时会遥望廷尉,不肯为臣,自据淮南,亦欲称帝。……”

虽为敌国,但却是逆耳忠言,把侯景的狼子野心说得清清楚楚。

后来侯景反叛,攻陷皇宫,梁武帝问他:“你刚渡江的时候有几人?”侯景回答:“千人。”梁武帝又问:“围困台城的时候有多少人?”侯景回答:“十万人。”梁武帝又问:“现在有多少人?”侯景回答:“全天下没有不是我的人。”梁武帝无言以对。

侯景得逞后,自封为“宇宙大将军”,然后给梁简文帝上诏要求封号。梁简文帝惊奇的叫道:“将军的称号里面还有叫‘宇宙’的!”现在我们最大的银行被称作“宇宙行”,有的商业中心被称作“宇宙中心”。每次听到这些名词,我就不由的想起侯景。

 

[1] 即每串九十钱算做一百钱。

[2] 即每串一百钱。

兵凶必察

战争可以说是人类各项活动中消耗最大、对生产破坏最为严重的一项。

如果没有强大的生产做后盾,战争是很难取得胜利的。当年汉武帝之所以能穷兵黩武,离不开文景之治的雄厚基础。

轻启战端,社会就面临着难以承受的成本。如果国家没有充足的储备,战争的消耗势必要挤占消费、侵蚀必要的投资。如果战争深入国土,甚至会摧毁以往的储蓄和投资。战争绝对是对财富的毁灭,而非促进生产的手段。

因此孙子才会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战争胜利以生产为基础

是否采取战争,是政治层面的决断。可是如果决定为之一战,那么为了取得胜利,就必须首先要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

(196)汉灵帝中平年以来,天下乱离,民众舍弃农业。诸军并起,但都缺乏粮草,一年的需用都无法满足。饥饿就抢掠,吃饱后就把剩下的粮食扔掉。军队自行瓦解的数不胜数。袁绍在河北,军民以桑椹为食。袁术在江淮,以螺蚌为食,甚至人吃人,一片萧条。

羽林监枣祗建议设置屯田,曹操同意,委任他为屯田都尉,招募百姓在许都周围屯田,收获谷物百万斛。其他州郡依照规定也设置屯田官员,各地存粮装满仓库。所以曹操能出战四方无需运粮之苦,才能兼并群雄。

曹操能以弱胜强,打败袁绍、袁术,与蜀吴三足鼎立,屯田是不可或缺的基础。之后魏国能在三国中成为最后的赢家,也是仰赖于其强大的生产。

(241)邓艾认为:“当年曹操破黄巾,因为屯田,在许都存粮以制四方。现在三处边疆已平定,战事在淮南,每次大军出征,运兵过半,耗费巨亿。陈县、蔡县之间,土地肥沃,可减少许昌周围稻田,让水东流,命令淮河以北二万人、以南三万人,十分之二轮休,常驻四万人屯田防守。宜多挖河渠增加灌溉开通漕运。除去开支,每年可获五百万斛作为军费。六七年内,可在淮上积蓄三千万斛,这就是十万大军五年的粮食。以此攻吴,无不胜。”司马懿很赞赏。这年开始挖广漕渠。东南有战事,大军泛舟而下到达江、淮,物资粮食有储备而无水害。

孙子兵法说:“胜可知,而不可为。”也就是说,可以推算出哪方获胜,但是没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个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

善战者,可以让敌人无法战胜自己。怎么做到的?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增加自己的储蓄,加强战力。剩下的,就只能等待,等待我们能够战胜敌人的时候。我们能改变的只有自己,能击败对手的只有对手。

最终决定战争的,就是谁的生产能力更强,谁的储蓄更雄厚。

养兵千日

没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和雄厚的储蓄,负担不起军队这个奢侈品。

古代由于生产力较低,供养职业军队成为社会沉重的负担。为了减轻负担,国家通常会采取所谓府兵的制度,让军队“屯田”,农忙时耕种,农闲时训练军队。收获的庄稼可以作为军粮,有了战事就出征,从而减轻国家的负担。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河源军经略大使黑齿常之驻守河源,屯田5000余顷,每年收粮食500万余石。

黑齿常之是朝鲜人,在唐太宗讨伐朝鲜时归顺大唐,是一员猛将。可惜后来在武则天年间,被酷吏周兴诬告谋反,自缢身亡。

不过作恶多端必自毙。(691)有人告发周兴谋反,武则天命来俊臣审问他。来俊臣正和周兴一起吃饭,便问他:“罪犯不认罪,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周兴说:“这个容易,把一个大瓮用火烤,然后让罪犯进入瓮中,他还有什么不承认的?”于是来俊臣就这样布置,然后对周兴说:“太后命我审问你,现在请君入瓮!”周兴吓得惶恐认罪,后来流放岭南。由于他残酷枉法、多有构陷,途中就被仇家杀死,也算是现世报。

唐朝初期,府兵从成人就开始当兵,至六十岁才能回家。府兵家中还须负担各种杂役,长此以往家里就变得贫穷。所以府兵流亡殆尽,百姓也深以从军为苦。(722)张说向玄宗提出一个建议,请求招募壮丁充任禁兵,入伍后不须负担各种劳役,再制定一些优待措施,这样人们就会出来应募。唐朝的兵农分离就是从这时开始。

唐玄宗时期的很多政策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府兵制的废除是其中之一。当时由于储备充足,且天下太平日久,玄宗误以为有充足的国力供养禁兵。后来证明,军费支出实在是不可不察的费用。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各边镇共有兵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余匹。开元以前,每年朝廷供给边镇的衣粮,费用不超过两百万钱。天宝之后,边将都上奏增兵,于是镇兵越来越多,每年衣服用布帛一千二十万匹,粮一百九十万斛,费用浩大,百姓生活从此困苦。

唐玄宗时期,节度使也有了很大变化。自唐开国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允许长期担任,不允许将领不在驻地遥领节度使,不能兼任多个节度使。功名卓著者往往入朝为宰相。夷族将领,即使才略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名将都不能独掌节度使,皆以使臣制衡。到开元年,玄宗有吞并四夷之志,边将十余年不换,开始久任。唐玄宗的儿子庆王和忠王,宰相萧嵩和牛仙客,开始遥领节度使。盖嘉运、王忠嗣兼任数道节度使。李林甫想要阻止边帅成为宰相,以胡人不知书为借口,上奏说:“文臣为将,害怕矢石,不如用出身寒微的胡人。胡人勇决习战,出身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心施以恩惠,他们必能为朝廷尽死。”唐玄宗听了很高兴,始用安禄山。至此,诸道节度使全是胡人,精兵全部卫戍北部边疆。天下之势偏重,最终使安禄山倾覆天下,都是李林甫专宠固位的阴谋所致。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战乱频发,军事行动耗费更大,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唐朝更是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军事负担,于是计划恢复府兵制度。

唐德宗贞元三年(787),李泌向德宗说,征发关东士兵17万人,全年食用粮食204万斛,每斗粮食150钱,共计钱306万缗。由于国家遭逢饥荒战乱,无暇计议恢复府兵,因此向德宗建议:“如今吐蕃人长期居住在原州和会州一带,用牛运输粮食,粮食吃光后,牛就没有用了。请调出左藏中质地变坏的丝帛,染成花色斑斓,通过党项人将它们卖给吐蕃人。每换一头牛不过需要二三匹丝帛。算来拿出十八万匹丝帛,可以换来六万头牛。再命令各冶炼厂铸造农用器具,买进麦种,分别赐给边疆的军镇,募集戍边的士兵,让他们耕种荒田。与他们约定明年麦子成熟后加倍偿还所用的种子,对剩下的粮食,按照时价加成1/5由官府购买。来年春天还用这种办法。关中土地肥沃,荒废已久。初种必然会有丰厚的收获。戍卒从中得到好处,耕种的人便会逐渐增多。边疆地区的居民稀少,将士们每月吃官府供应的粮食,他们所收获的谷子、麦子无处去卖,价钱必然下降。所以,虽然官府提价收购,实际却比今年粮价低得多。

李泌又建议:“戍守的士兵靠屯田富裕起来,便会安心留在当地,不想回去。根据旧制,戍守的士兵三年轮换一次。到三年将满时,下令愿意留下的士兵,将他们所开垦的田地作为永业田。家人愿意来的,原籍所在官府发给沿途提供食品的文书遣送他们。……采用有关府兵的制度管理他们,这样就可以使关中地区从困苦穷乏变为富庶强盛。”不久,屯戍的士兵响应,愿意留下屯田的有十分之五六。

李泌是安史之乱后的一位重要人物,先后在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身边作为谋臣。小时候就以才思敏捷著闻。玄宗让他和太子为布衣之交,太子常称他先生。后来在平定安史之乱、恢复府兵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据说喜欢装神弄鬼,影响了后人对他的评价。

战争毁灭财富

(587)隋文帝向高熲询问平定陈朝的策略,高熲回答说:“长江以北地区气候寒冷,田里庄稼收获的要晚些;而江南地区庄稼成熟的早。估计在对方的收获季节,我们调动少量军队,声言要袭击江南,他们必定屯兵防卫。这样就足以使他们耽误农时。等到他们聚集军队,我们便可以卸甲散兵。如此反复,他们就会习以为常;然后我们调集大军进攻,他们就不会相信。这样,他们还在犹豫之时,我们已渡过长江。再说江南水浅土薄,房舍多用茅竹搭成,所有的储积都不是藏在地窖。如果我们暗中派人纵火焚烧其储积,等他们重修之后,再去焚烧。不出数年,对方必定财力枯竭。”隋文帝采纳,陈朝开始感到疲惫不堪。

高熲对于隋文帝,就好像张良对于刘邦。隋文帝称赞高熲说:“独孤公,像镜子。每次被打磨,皎然益明。”高熲的父亲被赐姓“独孤”,所以高熲被隋文帝称为独孤公。有一次,隋文帝宠爱一妃子,他的独孤皇后生性好嫉妒,趁隋文帝上朝时把这妃子杀了。隋文帝悲伤得离家出走,高熲等大臣追上隋文帝劝说。高熲说:“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就因为这个“一妇人”得罪了独孤皇后,埋下了高熲日后的祸根。

高熲伐陈的计策,先是对陈朝的生产进行破坏,之后又将其储蓄摧毁。缺少了生产和储蓄,军事就成了无本之木,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陈朝并没有采取有效的对策,不仅如此,陈后主还沉迷于幸福的生活不能自拔。

(584)这年,陈后主在光昭殿前建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各高数十丈,连延数十间,窗、牖、壁带、县楣、栏、槛皆以沉香、檀木做成,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其装饰瑰丽,近古所未有。每当微风暂至,香闻数里。三阁之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种植奇花异卉。

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敌人要破坏生产和储蓄,陈国应该有效地保护,并且更应该加强生产、更应该节俭储蓄。陈后主选择的是加倍奢侈耗费自己,自然使得自己成为“可胜”。

所以现实中如果弱小经济体依赖相邻的强大经济体,在政治和军事上很难不低头。大经济体通过经济手段就能破坏小经济体的生产、将其储蓄消耗殆尽,“不战而屈人之兵”。更何况一个小岛,难道想做后晋出帝?勇於敢则杀,勇於不敢则活。

战争毁灭的不仅是生产和储蓄这样的社会财富,战争时期的消耗也极为巨大,单单运输这一项就代价高昂。

隋炀帝大业七年(611),计划征伐高丽,征发民夫运米。耕种失时,田地荒芜,再加上饥荒,谷价暴涨,东北边境地区尤其严重,一斗米值几百钱。运来的米有的很差,却命令百姓买入这些米以弥补官家损失。隋炀帝又征发小车夫六十余万,两个人推三石米,运粮的道路艰险且遥远,这三石米还不够车夫吃的,到达目的地时车夫已经没有可以缴纳的粮食,只好畏罪潜逃。

算下来六十万车夫运送九十万石米,这九十万石米最后相当于白白耗费在路上,而且将车夫逼上绝路无辜戴罪。征伐高丽这样的远征,运输成本可能会超过战士所需,成为最大的损耗。为了减少运输的费用,军队只得通过抢夺敌人的物资来补给。孙子兵法说“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所以古代的军队和强盗没什么区别。

唐太宗曾经问侍臣:“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也知尧、舜正确,桀、纣错误,为什么行事相反呢?”魏征答道:“君主即使圣哲,仍要虚己以受人,因此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以其俊才为傲,骄矜自用,所以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却不自知,以至覆亡。”太宗说:“前事不远,吾属之师!”

无视战争为人类带来的生灵涂炭和财富毁灭,凯恩斯大言不惭地宣扬战争能够促进社会财富增长,他还断言,“经历了数千年持续不断的个人储蓄以后,世界在资本资产的积累上还是如此贫乏;其原因,按照我的意见,并不在于人类节俭欲望的不足,甚至也不在于战争的破坏,而在于过去对土地、现在对货币所赋予的高额的流动性升值”[1]。然后他说,“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也可以起着增加财富的作用”[2]

凯恩斯的错误在于,他将关注点只放在了当年的产出上,并以之作为国民的财富。事实上,我们说过,存量的储蓄和投资才是国民财富的最大部分。也许战争会使当年产出增加,但是战争会摧毁更多的劳动力、资本财和耐用消费品。

在欧洲发生的战争倒是能够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所以美国四处教唆别人开战,原来这是凯恩斯主义!

 

[1]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p249,商务印书馆。

[2]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p133,商务印书馆。

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

战争是残酷的、泯灭人性的,也是昂贵的、毁灭财富的,因此有智慧的将领通常不是好战的。

(320)祖逖练兵积谷,为进攻黄河之北做准备。后赵王石勒很担心,于是到幽州为祖逖修祖、父墓,设置守墓人两户。借此机会给祖逖写信,请求通使及互市。祖逖并不回信,但默许互市,获利十倍。祖逖手下童建杀新蔡内史周密,降于后赵。石勒斩童建,送首级给祖逖,说:“我最恨叛臣逃吏。将军厌恶的,就是我厌恶的。”祖逖尊重其信义,从此后赵人叛归祖逖,祖逖都不接纳。禁止诸将侵掠后赵民众,边境之间,稍得休息。

当年祖逖与刘琨闻鸡起舞,中流击水。两人都努力为晋朝恢复北方奋斗终身。刘琨为段匹䃅所害。祖逖壮志未酬,晋朝重臣王敦叛乱,晋朝先成为“可胜”,祖逖郁郁而终。如果祖逖遇到石虎,结局可能完全不同。

历史上,父子兄弟往往都大异其趣。祖逖的兄弟祖约继任祖逖之位,后来与苏峻叛乱不成,投降后赵石勒。石勒以其“背叛不臣”,将祖约和亲属百余人杀掉。

当初,祖逖有胡奴叫王安,祖逖很喜欢他。在雍丘,祖逖对王安说:“石勒是你同族,我也不在乎你一人。”备厚资把他送去后赵。王安因勇猛干练,在后赵做左卫将军。等到祖约被诛,王安叹道:“岂可使祖逖无后?”就去行刑地点见机行事。祖逖小儿子祖道重,才十岁。王安偷偷把他接出来藏起来,装扮成小和尚。等石氏灭亡,祖道重复归江南。

唐朝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李世勣也常对人说:“我十二三岁时是亡命徒,逢人则杀。十四五岁是难对付的贼,不高兴则杀人。十七八岁为好贼,两军对垒才杀人。二十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

唐玄宗时期的节度使王忠嗣也并不好战。开元二年,唐朝与吐蕃在长城堡激战,王忠嗣的父亲王海宾为国捐躯。玄宗于是授王忠嗣朝散大夫,并接入宫中抚养。王忠嗣年少时以勇敢自负。

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杜希望带领鄯州军队夺吐蕃河桥,筑盐泉城于河左,吐蕃派三万人反击。杜希望兵少,将卒皆惧。左威卫郎将王忠嗣带领部队先冲击敌阵,所向披靡,杀数百人,敌阵大乱。杜希望乘机纵兵攻击,吐蕃大败。王忠嗣因战功升左金吾将军。

等到出任节度使镇守一方后,王忠嗣则只以边境安定为要务,经常说:“太平之将,只应该严格训练士卒,不可耗费国力以邀功名。”有漆弓重一百五十斤,常装在袋中,以示不用。军中日夜思战,王忠嗣多派人侦查敌人弱点。见可胜,然后出兵,所以出必有功。王忠嗣兼两道节度使,自朔方到云中,边陲数千里,要害之地,全部设置城堡。戍边将士认为自张仁亶之后,没有将帅比得上他。

唐玄宗天宝六载(747),唐玄宗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王忠嗣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坚守。不牺牲数万人不能攻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厉兵秣马,等待时机,然后攻取。”玄宗不高兴。将军董延光自请带兵攻取石堡城,玄宗命王忠嗣分兵协助。王忠嗣不得已奉诏,却没有完全满足董延光的想法,董延光不满。

李光弼劝王忠嗣说:“大夫您因爱士卒之故,不想帮助董延光。虽为制书所迫,实际上破坏了他的谋划。何以知之?现在用数万士兵协助他却不立重赏,士卒怎么肯尽力!但这是天子之意,他无功一定归罪于大夫。大夫军府充实,为什么舍不得数万段帛避免受谗言呢!”王忠嗣说:“现在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不足以制敌,失之无害于国,所以我不愿为之。我受天子责罚,不过是降职为金吾、羽林一将军归入宿卫,差一点不过是去黔中做上佐。忠嗣岂能用数万人之命换一官!李将军真心为我好,但我心意已决,不用再劝我!”李光弼说:“以前我怕受到大夫的牵累,不敢不言。现在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我所及。”

王忠嗣的女儿是将门虎女,嫁给了元载,不得善终,可惜了。

贸易富国

贸易是国家和地区之间分工的结果,实际上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交换储蓄的过程。

对于净出口的国家,贸易相当于增加了消费;对于净进口的国家,贸易相当于增加了储蓄。

贸易差额并不代表财富的增减。贸易顺差也有可能减少国家的财富,贸易逆差也有可能增加国家的财富。

出口是消费

出口相当于生产国节省下来产品,交给进口国消费,相当于生产国增加了一个消费的因素,进口国则增加了一个储蓄的来源。

如果一个国家出口大于进口,被称为贸易顺差,进口大于出口被称为贸易逆差。贸易顺差国向世界提供的是净储蓄,贸易逆差国则是获得了这些储蓄。当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是德国和中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是美国。德国和中国向世界提供了储蓄,而美国则享有其他国家的储蓄。

贸易与财富

贸易首先促进了生产的进步。由于出口,一个国家的生产可以远远高于自身的消费能力,这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国际贸易就是一种国际间的分工,各国根据自己的优势出口自己擅长生产的产品。

贸易使得储蓄的使用效率更高。如果没有贸易,一个国家过剩的产品可能会成为闲置的储蓄。有了贸易之后,可以互通有无,得到需要的商品,相当于获得了新的商品生产能力。

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湖南判官高郁请求允许百姓自己采茶卖给北方的客商,征收赋税来供给军队。楚王马殷听从。七月,马殷奏请在汴州、荆州等地设置名为“回图务”的贸易场所,运茶到黄河南北,卖茶换回丝棉织品及战马,并且每年进贡茶叶25万斤。后梁太祖允许,湖南因此富足。

如果没有贸易,这些茶叶可能会存放在仓库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的价值也会降低,这样的储蓄是负回报。通过贸易,就减少了这样的情况,楚国相当于增加了丝棉织品的生产能力,满足人们的消费,并且获得了战马这样的战略物资。原本负回报的储蓄,现在变成了正回报,这就是贸易的作用。

贸易是对双方都有利的经济活动。并不是只对出口国有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外国商品的价格高于国内商品,进口国是不会进口的。所以进口商品对消费者而言一定是成本的降低。进口商品可能会压制国内商品的价格,也可能使一部分国内厂商退出。消费者却可以从中得到利益,节省下来的资源可以用于更有效率的方面。

当然会有一些贸易品,比如涉及到国家安全,不能完全自由贸易,例如古代的战马。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突厥毗伽可汗派大臣梅录啜入朝进贡。吐蕃侵犯瓜洲时,给毗伽送信,想与突厥一起侵犯唐朝,毗伽将这封信献给唐玄宗。玄宗嘉奖了他,并允许突厥在西受降城与唐朝贸易。唐朝每年用几十万匹丝绸与之交换战马,作为官马的种马,从此以后中国马越来越强壮。

唐玄宗天宝五载(746),唐玄宗任命王忠嗣驻守朔方、河东镇,每当与胡人贸易时,都提高马价,各地胡人听说后,争相把马卖给唐朝,王忠嗣全部买下。因此胡人马少,而唐朝的军马更加强壮。

胡人如果对战马采取贸易禁运,一定会严重影响唐军的战斗力,这些是政治层面必须考虑的问题。但如果不了解贸易所带来的收益,就无法准确估计禁运所带来的成本,政策上可能就会出现失误。

美国特朗普政府念兹在兹地要中国消除对美贸易顺差,认为中国占了美国的大便宜。特朗普总统有可能完全不了解世界贸易的经济学,也有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明明知道世界贸易对美国的贡献,却为了政党利益或一己之私,牺牲美国社会的利益而去争取部分选民的选票。

美国是世界贸易的获益者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不一定获益最多,但一定是获益者。由中国或其他国家生产的商品出口到美国,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的成本,也就增加了美国人的储蓄。我们前面说过,有了储蓄,才有投资去扩大生产,才有财富的增加和进步。美国能有那么雄厚的科研实力,也不仅仅是美国有什么出众之处,而是全世界的人民在供养这些科研人员,这些科研人员本身也来自全世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美国独霸这些知识产权的理由并不充分。

以关税等形式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以保护国内商品,对美国相关行业是有利的,销售收入提高,就业增加,工资上涨。但对美国整体的利益却是损害的,消费成本增加,储蓄下降,投资减少。如果这种贸易壁垒成为长久之计,美国经济的增长一定会降低,而非提高;美国的就业岗位一定会减少,而非增加。

重商重伤

贸易赤字不代表贫穷,贸易盈余也不代表富裕。“即使在所谓的贸易差额一般不利于一个国家时,生产与消费的差额仍可不断地有利于这个国家”[1]。哪怕这个国家一直是贸易逆差,甚至积累了巨额的债务,但只要这个国家生产量一直大于消费量,那么这个国家的财富也是在不断增加的。反之,如果一个国家一直保持贸易顺差,但生产量小于消费量,这个国家则会变得越来越贫穷。

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不可贸易的商品。国家之间用来贸易的商品通常是方便运输的,像建筑这样的商品无法运输,自然也就无法进行贸易。即使施工队伍可以前往其他国家或地区变相地输出建筑,但建筑所处的地理位置仍是无法贸易的。天堑上的一座桥梁带来的财富增长不会体现在贸易之中。

还有一些商品,即使可以运输,但生产国出于政治等其他因素,不拿来进行贸易,这种商品就不会体现在贸易中。比如美国的高科技产品,虽然是巨大的财富,但并不对外出口,这种财富也不会体现在贸易中。

这大概可以解释美国的情况。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但美国的经济增长在发达国家中情况最好。美国虽然出口少于进口,但生产量仍然大于消费量,累积的财富可能都在国内,并没有拿来贸易,因此也就没有体现在贸易差额中。

贸易差额总是以一定的货币计算的,而货币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货币本身就是无价值的,如果贸易盈余都是这种货币,对国家财富毫无意义。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5),楚王马殷占据湖南,不征收商人的税,因此四面八方的商人都聚集于此。湖南盛产铅铁,马殷采纳了军都判官高郁的策略,铸铅铁为钱。商人离开楚境,铅铁钱无法使用。所以商人们都买成货物带走。这样就能够用境内剩余的东西换成天下的各种货物,楚国因此富裕起来。

后来这些铅铁钱流入后唐,一个铜钱值100个铅铁钱,后唐难以禁止。后唐获得了以楚国货币计算的贸易盈余,富裕的却是楚国。这又回到我们在货币那一章强调的观点,财富是楚王马殷获取的各地的货物,而不是货币。

美国就仿佛是楚王马殷,造了一堆铅铁钱,用来换取全天下的财富,满足他们奢侈无度的消费,补充他们见底的储蓄。

中国减少一些铅铁钱,增加一些需要的货物,对我们只会是好事。

 

[1] 《国富论》(下),亚当斯密,p70,商务印书馆。

凯恩斯主义的错误

通过前面对各个经济问题的讨论,我们这里可以将凯恩斯主义的错误总结一下了。

大家要知道,货币真正能够无所顾忌的发行,是在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倒掉,不过才40多年。凯恩斯主义离不开货币的增发,所以凯恩斯主义真正横行于世也不超过40年,白驹过隙而已。而且能证明其正确的历史事件是没有的,证明其错误的倒是如恒河沙数。

凯恩斯主义通过所谓的乘数效应来影响经济,乘数效应又有赖于边际消费倾向在0和1之间。假设所有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都是0.8。如果政府从甲这里新买了100元的商品,甲就会拿出80元支付给乙进行消费。乙得到80元后又到丙那里消费64元,以此类推……最终所有人消费的量加总之后,有一个数学公式可以计算:元。因此政府多花了100元,社会总体消费就增加了500元,是政府支出的5倍。这种效果被称之为乘数效应,那个倍数就被称作消费乘数。如果政府新增了100元投资,最终对经济也会产生这样的倍数效应,这个倍数就是投资乘数。

这里凯恩斯玩了一个拙劣的把戏。这个数学推导真正应该计算的问题是:求这个过程中消费使用了多少货币量?货币的用途是帮助商品的流通,而且少量的货币只要流通速度足够快就可以使得价值数倍的商品得以流转。但商品换手所需要的货币量和商品的消费量没有关系。假设甲生产了100斤大米,乙用100元购买;然后甲又支付给乙100元把这大米买回来;然后乙又支付给甲100元再次购买这100斤大米。这个无聊的过程里面货币量使用了300元,但是大米还是那100斤大米,难道我们能说总共消费了300斤大米吗?

为了理清这个过程,我们把货币撇在一边,重新计算一下边际消费倾向为0.8的情况。甲生产了100斤大米,如果他卖给政府,他就获得了100元的新增收入。现在他不卖给政府,而是直接拿去交换商品。由于边际消费倾向是0.8,他拿出80斤大米请乙唱一出戏。乙获得了80斤大米的新增收入。乙又拿出64斤大米请丙帮他看病,……最终消费的结果不用计算,一定是当初的100斤大米,因为甲只生产了100斤大米。这倒是又一次验证了萨伊定律,生产了100斤大米,也就只能创造出100斤大米的需求。

凯恩斯的错误在于,他把交易中的货币量当作了消费量,重复地计算了支付的部分。甲支付了80斤大米后,但并没有消费这么多,他只消费了20斤。乙支付了这80斤中的0.8,但他只消费了16斤……所以消费量应该是斤大米。哪里有什么乘数?!

这条巴甫洛夫的狗!

乘数效应既然已经是海市蜃楼,凯恩斯主义也就是梦幻泡影。

乘数效应破灭,经济真正的规律才浮现出来。所有消费的基础都是勤劳的生产。为了扩大生产就必须储蓄,使得有剩余的商品可以投资资本财。

不仅仅在乘数效应中,实际上凯恩斯在推理的过程中,不断重复着同一个错误——混淆了货币与实际商品。

凯恩斯误以为银行中的存款就代表闲置的储蓄。他把任何形式的货币都当作是社会的财富,而且假设货币如同金角大王的宝葫芦一般浓缩了能购买到的商品,只要持有着货币,就占有着这些商品,他人也无法使用。

他举例说,“如果每年都从房客支付的租金中减去一笔折旧费,而这笔折旧费既没有被房主用于维修,又没有被他当作可以供消费之用的净收入,那么,这笔储备金额,……会在房屋的寿命期间继续压低就业量,一直到该房屋重建时,才突然把以往压低的就业量一次补足。”[1]

首先,在现代银行体系下,存款并不影响资金的投放,银行可以使用贷款将资金交给有需要的人;其次,这些存款更加不会阻碍商品的消费和使用,只要企业没有通过这笔钱去交换商品,那么企业就没有占用社会资源,而且也不妨碍其他人获取这些社会资源。

然后凯恩斯用带有他“鲜明风格”的证明方式,论证了资本边际效率会快于利息率下降,这两个利率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投资回报率和贷款利率。“鲜明风格”是指,用假设剔除对他不利的因素,只保留能证明其结论的部分。

凯恩斯认为,由于政府支出增加会带动消费增加,于是企业会增加投资。机器设备需求的增加会提高该种设备的价格,加之长期中资产的增加会导致预期收益下降,从而降低资本边际效率。

凯恩斯认为利息率会下降得最慢,因为劳动不能被使用于制造出更多的货币,而且也没有其他商品能够替代货币。当利息率高于资本边际效率时,就不会有新的资本形成,于是制约了就业的增加。所以要将利息率降低到足够低,才会有新的资本形成,进而达到充分就业。

但是他的这种论证方式是一个悖论,如同希腊哲学家提出的,“这句话所说的是假的”。他首先假设货币既不能增加供给,也不能被代替,因此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得快于利息率。然后他得出结论,必须降低利息率。可是降低利息率就违背了他的假设,货币供给不增加,何来利息率的降低。货币供给既然可以增加,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得快于利息率也就不成立。

凯恩斯这个降低利息率的建议贻害无穷。

“第一,膨胀的或扩张的政策,其结果一定是过度消费和错误投资。这就是浪费资本而损害将来的欲望满足。第二,通货膨胀过程并不消除生产调整和资源重配置的必要,而只是延缓它,因而使这调整和重配置更为困难。第三,通货膨胀不能作为一个永久的政策来运用,因为继续运用这个政策,最后的结果是货币制度的崩溃”[2]

由于贷款利率降低所引发的货币增发,会产生两个效应:一个是贷款者获得的大钱改铸小钱的收益,一个是利率降低使得未来偿还成本降低。这两个效应使得,新增的投资项目一定是效率最低的项目,进而拉低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同时,利率降低使人们更愿意在当下消费,减少储蓄。利率降低和货币增发也让之前负担不起的消费变得可以承受。因此当期产出的结构开始偏向于低效率投资和过度消费,这两者都会挤占高效率投资的比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生产力是降低的。

随着低效率投资的增加和过度消费,相关投资品和消费品行业的收入和利润开始增长。于是新增投资开始进入这两个领域。它们的投资是无法和社会中其他行业共享的,而且它们还会通过通胀将社会中的资源不断攫取过来。比如房地产的增长会提高钢材水泥的价格,其他需要这两种材料的行业只好接受高价并减少消费,获利就会减少,资源就从这些行业转移到房地产行业和钢材水泥行业。这就是强制储蓄。

低效率投资和过度消费进一步增长,新增产出中的高效率投资进一步压缩,社会的生产力进一步降低。也许低效率行业的收入和利润是增长的,但归根结底,这些增长依赖的是货币增发带来的价格变动,以及新增加的低效产能带来的产量增长。如果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去衡量,生产效率一定是在降低的。其他部门的资源被挤占,即使生产效率保持较高水平,但原材料价格上涨等通胀因素也会降低这些部门的利润,增长也会降低。

低效率投资和过度消费这两个过剩领域膨胀到一定程度,会把其他行业的生产挤压到无法满足需求的程度,这时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政府就面临着选择,要么提高利率,要么看着物价飞涨。物价飞涨会发生在那些之前被过剩行业挤占的领域,医疗投入的不足让人们看病时排长队、医生超时工作,房价的上涨和房租的提高会让在外就餐变得昂贵。这种昂贵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食材由新鲜变得不新鲜,菜量由充足变得不那么充足……物价飞涨会使得低收入人群难以负担,最终政府多半会被迫提高利率。这时潮水开始退去,海边变成了天体浴场。所有的低效率投资和过度消费都要露出原形,前者开始亏损,后者变得无法负担。这两个领域的需求急剧下降,失业也随之而来。

古典学派在这里犯了错误,这时工资降低是无法解决就业的。因为其他行业的投资早就被过剩行业挤占,根本容不下这些增加的劳动力。而不同行业间的投资转换难度很大,甚至是不可能的。过剩行业的投资无法转换成产能不足行业欠缺的投资。产能不足的行业只能依赖于当期产出中的储蓄来增加投资,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决定了危机持续时间。即使能够容纳劳动力,劳动者从原来的行业要进入一个新的行业也需要时间,尤其在今天分工如此专业和细化的情况下。

如果生产效率能够突然大幅提升,弥补了低效率投资和消费所导致的生产力下降,就会延缓危机的到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从未出现恶性通胀,并始终能够维持增长,这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密不可分。正是中国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并将自身的储蓄以出口的形式转移到美国,补足了美国消费主义导致的生产力下降,才保证了美国的增长。

凯恩斯还很可笑地过分地执着于增加就业和提高当年国民收入,却忽略了国民财富的存量。《通论》增加了当年的产出,反而对国民财富造成更大的损害。凯恩斯主义者讴歌自然灾害和战争,“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也可以起着增加财富的作用”[3]。战争时大量军事开支会导致GDP的快速增长,“历史上,经济的扩张始终伴随着战争”[4],他们却忽略了战争所杀害的人们和战争所摧毁的资本财和耐用消费品。

凯恩斯又以国民收入的总量代替了其中的细节。他认为只要国民收入下降,就是不好的事情。因此他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情——产出增加,而不在乎产出的是垃圾还是财富。比如,加息会导致产出下降,可是加息阻止的是低效率的产出,这样才有可用的资源供给高效率的行业。而凯恩斯主义不在乎这些,把这种下降也当作不可承受之轻。

这有点类似于草原的生态平衡。狼的存在可以消灭弱小的羊,节省下来草场资源让其他羊生长得更好。降低利率就好像把这些狼全部杀死,无论多么弱小的羊都能够生存下来。可是草场的资源是有限的,羊群无限制的增长最终将耗尽草场资源,所有的羊都生存就导致所有的羊都难以生存。

凯恩斯主义真正流行,应该是肯尼迪当政时期,“被称为‘新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主宰了首都华盛顿”[5]。而1968年美国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那时就已经证明了凯恩斯主义的荒谬。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里,凯恩斯主义带来的只有通胀、低效和危机。

只能说,凯恩斯的书名起得很好,叫做《货币、利息、就业通论》,他的关注点在于货币和就业,其他的一概不管。如果按照他的理论,就业的人们一定会获得凯恩斯梦寐以求的东西——“货币”,无论这货币是国共内战时期的法币,石油危机期间的美元,还是津巴布韦的纸钞……

工作吧,不管不顾地工作吧,凯恩斯主义会给你们大把大把的纸钞!

凯恩斯对货币的态度,让我想起了《守财奴》,葛朗台抱着金子说,“这样好叫我心里暖和!”

 

[1]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p104,商务印书馆。

[2] 《人的行为》(下),米塞斯,p543,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3]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p133,商务印书馆。

[4] 《经济学》(第18版),萨缪尔森,诺德豪斯,p428,人民邮电出版社。

[5] 《经济学》(第18版),萨缪尔森,诺德豪斯,p361,人民邮电出版社。

乱评经济

至此,我认为可以彻底抛弃凯恩斯主义。如何变得更繁荣富强,多听听小时候的睡前故事、向五千年传统的道德去寻找。勤俭节约,蓄积财富,精心使用。以这个原则去分析经济,能解决不少困惑。

避免危机最好的方式是在最初就忍住利益的诱惑,增发货币享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危机也就发生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为全球的生产力注入了无与伦比的新鲜活力,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储蓄来源。中国的崛起让世界变得更富裕也更和平,我们应该知道也应该自豪。

而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掠夺者,正因为它的贪婪与放纵,让世界变得越来越贫穷、越来越动荡。“天下苦秦久矣”。

日本在流动性陷阱中无法自拔,零利率政策不仅无法让日本爬出来,反而成了麻醉剂,使之瘫痪在泥潭中无法动弹。

危机是已经发生的未来

从政府降低利率刺激经济的那一刻开始,危机就已经发生了。

狂欢的时间越短,收缩政策越及时,危机越容易度过;狂欢的时间越长,放纵的时间越久,危机的伤痛也就越难以平复。

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会对健康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这是让我比较悲观的一点。兢兢业业工作的人们,竟然无法靠自己的努力克服贪婪懒惰者的错误。假设两地之间原本有一条很有效率的铁路。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后,贷款修建高速公路变得有利可图。高速公路修好之后,和铁路形成了竞争关系,将铁路的货运客运分流。原本有效率的铁路现在变得不那么高效,而高速公路本身就是仰赖于低利率的产物,是低效率项目。刺激性的政策带来的是低效率的增加,而且还毁了高效率项目。

为了使经济恢复到原来的高效率状态,就要提高利率以停止低效率经济的运作,就必须经历衰退。很多观点和政策试图通过不断的宽松政策,维持美好时光。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类似于这条高速公路的项目进入经济,最终经济的回报率会越来越低于自然利率,生产出的商品越来越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时间越久,这个沟壑越深,越难以弥补。最终危机要么以商品短缺的形式爆发出来,要么以通货膨胀的形式爆发出来。宽松政策实施的时间越久,爆发的激烈程度越强。

唯一能阻止危机的是生产的发展。如果生产力能够大幅提升,当初也就没有必要刺激经济。而且不采取刺激政策,就会有更多的资源用来提升生产力,还会使经济增长得更好。比如兴建铁路网能够提升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但同时还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房地产,房地产就会和铁路投资争夺钢铁生产,阻碍了铁路网的建设。不仅如此,房地产和铁路建设的双重刺激会给钢铁企业错误的信号,加大钢铁产能的建设。等到房地产和铁路建设结束,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就出现了。这时的选择又变成:要么再次放松货币以保证钢铁行业的就业,要么承受钢铁行业的衰退。钢铁行业的衰退在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一刹那就注定了的。

美国大危机

在美国的历史上,1929年大萧条是一道致命的伤疤。当年带来无尽的伤痛,直到今天,抚摸着昔日的伤痕,仍然感到阵阵隐痛。

正像每一次宿醉前都有一场狂欢一样,1929年之前也有一段幸福时光,被称为“新时代”,也被称为“柯立芝繁荣”。为了帮助英国维持金本位,美国加大了货币供给,经济到处都是一片繁荣胜景。繁荣开始的那一刻就为大萧条点燃了引信。

1921年到1924年,美国开始信贷扩张,纽约联储的贴现率由1921年的7%一路下降到1924年的3.5%,然后始终在3-4%之间波动,直到1928年才开始提升。英国此前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黄金流入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创欧洲各国生产,战争一般都伴随着货币超发。英国打算重新恢复金本位,并按照战前的水平1英镑=4.87美元。这个价格高于市场水平,市场价1英镑能够兑换的美元只有4.87的80-90%左右。因此英国要求美国扩大货币供给,以阻止黄金流入美国。

依靠信贷支持,1922年到1929年美国实际GDP年均增长5%,这一速度高于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但是美国这次经济繁荣主要集中在受益于信贷增长的行业,比如汽车、电气工业、建筑业和钢铁工业等。1919-1929年间,美国人的消费总量占GNP的比例从67.63%上升到73.17%,其中耐用品消费(尤其是汽车)在信贷制度的推动下增加了75.9%。1922年到1926年,佛罗里达出现了美国从未有过的地产泡沫,庞氏骗局的主人公Ponzi也乘机大骗特骗。迈阿密地产的估价由1922年的6300万美元涨到1926年的4.21亿美元。铁路、港口都因为运输建筑材料而变得拥挤不堪。除此之外,芝加哥、纽约等城市还出现了商业地产的繁荣。20世纪20年代这十年破土动工的摩天大楼比20世纪其他任何一个十年都多。

来到1928年,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纽约联储的贴现率由3.5%提高到5%。美联储希望放缓信贷的增长而不影响经济基本面。到了1929年8月,美联储为了抑制股市的泡沫,再次加息到6%。经济中那些低效率项目无法承受这么高的利率,于是进入了美国人难以释怀的大萧条。

大萧条引发的经济衰退席卷全球,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二战之后美元的一个重要时间点是以1971年12月的《史密森协定》为标志,美元对黄金贬值,美联储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至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名存实亡。1973年3月16日,欧洲共同市场9国在巴黎举行会议并达成协议,联邦德国、法国等国家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彼此之间实行固定汇率。英国、意大利、爱尔兰实行单独浮动,暂不参加共同浮动。其他主要西方货币实行了对美元的浮动汇率。

自此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轰然倒塌,美元这条妖龙不再受到约束。

美国的经济学家独执牛耳,鼓吹适度的通货膨胀,全球一众国家也随之起舞。可是忽略了美元通胀只对美国有好处,美国在收取全球的铸币税。满足美国利益的政策,怎么能套用在任何一个国家身上呢?

影响世界的次贷危机也遵循着大萧条同样的路径——放松信贷、资产价格上涨、危机爆发。

2001年,小布什当选。这一年发生了911事件,拉开了阿富汗战争的序幕。同时互联网泡沫破灭。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开始降息,从6.5%调至1.75%。利率降低之后,货币增加,美国房价开始上涨。这时经济危机这颗定时炸弹的开关已经打开,计时器开始嘀嗒作响。

2002年,美联储将利率进一步调降至1.25%,战争使得美国政府重新背负财政赤字。而此前的克林顿政府在2000年拥有的财政盈余达2370亿美元。这和汉武帝攻击匈奴而发行白金币和皮币多么相似。

2003年,小布什又发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这一年的战争反而造成经济的萎缩和就业人数的下降,凯恩斯主义怎么不灵光了?小布什期间发动的这两场战争,耗费了美国的大量国力。根据斯蒂格利茨《三万亿美元的战争》的估计,仅战争的直接相关费用就超过3.5万亿美元,2003年美国GDP是11.5万亿美元。最近特朗普总统要求美国的盟友加大对美国军费的分担,估计这些盟友哭笑不得。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实际上就是各国给它交的保护费,换取它维护国际秩序的服务,结果现在特朗普翻脸不认人,既贪婪又荒唐。

穷兵黩武的美国负担不起这么大的军费消耗,只好靠货币增发来解决。2003年5月,联邦基金利率从1.25%降低至1%。30年期住房抵押贷款固定利率从5.7%降低至5.2%。

2004年美联储开始了加息的步伐,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至1.25%。加息并不意味着宽松的结束,只是不那么宽松了。只要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消费和生产的缺口就还在拉大。冬至是日照时间最短的那天,但并不是最冷的时候,数九寒天才是。到2006年,联邦基金利率提升至5.25%。这时的美国已经承受不了这么高的利率。体重65公斤的时候跑上10层楼大气不喘一口,体重长到150公斤的时候还这样就要休克了。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山呼海啸般席卷全球。

危机发生后,所有人都在猛烈抨击次级贷款、CDO、CDS等字母汤组成的金融工具,投资银行、债券评级机构等也被送上道德法庭。这些工具和机构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即使没有它们,也还会有A贷、B贷……Z贷……罪魁祸首是廉价的信贷,有超低的利率,货币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无孔不入地进入投机领域。真正应该负责的是美联储。

美国从2001年开始的货币宽松,给全球带来了糟糕的货币,刺激全球的低效化。次贷危机后,美联储更丧心病狂,以零利率的美元把财富从储蓄者手中夺走,去填补华尔街的窟窿;把利益从其他国家手中夺走,去填补美国的窟窿。欧洲后来的危机程度为什么比美国还严重,而且持续时间更长?一方面是欧洲自己内部的问题,美国抽走了欧洲的储蓄,欧洲自己又花钱大手大脚,缺少储蓄,投资下降,生产放缓。另一方面因为欧元不是全球的储备货币,试图效仿美元以货币宽松解决这么严重的危机,只能说东施效颦。欧洲的零利率带给欧洲的是更加低效的经济,在流动性陷阱中的欧洲现在最需要的是别人扔给它的救命绳。

全球储蓄被抽干的恶果,首先体现在那些自身生产不足的地方。“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的动荡起因,全部是由于自身糟糕的经济、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随着美国发起的战争对当地生产的破坏、美元霸权对世界各国的掠夺,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衰退,并陷入动荡。格林斯潘的自传叫《动荡年代》,真是一语成谶!抑或有心插柳。

次贷危机后,全球央行变本加厉地将利率推向零,继续鼓励着低效率经济的蔓延。随着全球老龄化的到来,生产会进一步下降。如果不改变这种货币政策和增长策略,我相信规模更大、程度更深的危机正在路上。

是时候降服美元这条妖龙了!

丢失的日本

日本自1990年以来的这二十多年,菊花凋零,刀上也锈迹斑斑。

从泡沫破灭后,日本的确失去了二十年,而且还会继续失去。不能否认,也许某些领域日本还保持着领先优势,在某些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但这并不能改变整个日本暮气沉沉、行将就木的低效。

有些文章认为,日本并不存在失去的二十年,而是在默默地砥砺前行,很多领域的“隐形冠军”不为人所知。我一度也这样认为,因为日本的社会仍然井井有条,各项服务周到细致,完全没有“失去的二十年”那种落魄苍凉的感觉。

可是如果我们认真去寻找蛛丝马迹,就要重新再思考一下日本的效率。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点是,日本在市政施工时,前后会有两个专门指挥交通的人,只负责挥舞信号旗,并且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带来的不便请谅解”。日本很多宾馆都有去往交通枢纽的穿梭巴士,定时定点开行。从旅行者的角度,这当然是极舒适的服务。可是从宾馆经营上来讲,肯定是额外的成本。我不记得在其他国家遇到这样的服务。在迪士尼我们的房间刚好能看见一个停车场,已经是晚上8点多,天完全黑了。停车场几乎没有车,也没有车开入。我和孩子突然发现,停车场原来还有三四个管理员整齐地站着,间或挥舞着夜光指挥棒做交通引导。我当时还指给孩子看,让他明白什么叫忠于职守。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相当低效。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缘起,也是降低利率,货币增发。1985年,日本签署广场协议。为了对冲日元升值带来的影响,日本开始降息,从5%降至1987年的2.5%。地产泡沫开始膨胀,奢侈的消费成了日本的风尚,催生了现在大家津津乐道的日本泡沫经济。

1990年,日本将利率升至6%,日本房地产和股市崩盘,从此进入“失去的数十年”。

有的人认为,这是日本政府的错误。如果不莽撞的刺破泡沫,也许结果会好于现在。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日本维持低利率,小心翼翼地呵护泡沫,资源进入低效率经济和过度消费的趋势不会变。低利率和自然利率的差额会导致生产和消费的缺口越来越大。供给创造需求,供给不足的产业会出现通胀,过度消费的领域就会出现过剩。这就是凯恩斯主义者想破脑袋也搞不清楚的滞涨——求你别再把菲利普曲线挪来挪去了!

日本人不傻,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避无可避。两者相权,刺破泡沫是最好的选择。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不断降低货币利率,进入了所谓“流动性陷阱”。“流动性陷阱”这个名称真好,流动性造成的陷阱,一旦经济进入,就像进入了流沙一般,一步一步陷进去,直到没顶之灾。当利率降低时,低效率经济增加,投资回报率和自然利率之间的差距扩大,消费需求和生产能力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

未来产出无法满足消费,日本央行进一步调低利率,通过增发货币将储蓄者的利益分配给低效率企业,以保证企业不会破产,银行不会出现坏账。于是更低效率的项目开始启动,投资回报率与自然利率相差更大。未来产出和消费的缺口进一步拉大,无奈之下只好再调低利率。到了零利率的水平,相当于直接从储蓄者手中夺取财富交给低效率经济而不用付代价,经济之中充满着冗余和无效。

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从2000年开始便呈连年下滑趋势,到2010年已经跌至OECD国家第20位。1996-2015年,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仅为0.9%,比世界平均水平低0.4个百分点。同期,中国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为8.6%,美国平均增速在1.6%。

日本的自然利率实际上是没有降低的,甚至应该升高了才对。经济的无效率导致未来消费和生产的缺口不断扩大,为了弥补这个缺口,投资要求的回报率只有更高才能追得上消费的增长,把过去浪费的资源补回来。

经济的无效率和人口老龄化,使得日本的储蓄不断下降。强调一下,这里说的储蓄是指经济财,凯恩斯主义者不要再当巴甫洛夫的狗了,不要把这个储蓄当作日本人的存款。日本储蓄的下降减少了投资的来源,进一步影响了就业。就业水平的下降,压制了日本人的工资,所以工薪阶层只好强制储蓄,来满足老龄化社会和无效率经济的消费需求。工薪阶层的强制储蓄,是日本没有出现通胀的原因。

有的人会说,日本的失业率非常低,怎么能说就业水平下降呢?这就是数据的误导,靠数据研究经济,陷阱遍布。日本的就业情况是被“派遣员工”等非正式员工所掩盖的。日本非正式员工的待遇远低于正式员工,就职比例却在上升。根据池田信夫《失去的二十年》中的数据,日本非正式员工的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的20%上升至2007年的34%。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不平等的身份导致同工不同酬。当面临危机时,最先裁员的是非正式员工,他们生活不稳定,不停地寻找工作,而且只能获得很低的报酬水平。实际上相当于日本的劳动者接受了降薪,去维持低效企业的运转,去弥补银行的坏账,去支撑所谓的高就业率。

日本人为什么不投资开创新的高效率经济呢?将生产率提高一倍,工资不就可以上涨了吗?如果原来10个人生产100个寿司,现在效率提高到5个人生产100个,工资和利润不是都可以上升了吗?制约因素在于,日本采取终身雇佣制,效率提高了也必须养着用不着的工人,公司有什么动力去提高效率呢?

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薪酬体系一直是日本企业的特色。一方面,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可以保障员工的工作稳定性,另一个方面由于不能轻易解聘老员工,企业难以减少冗员,出现“闲散富裕族”,人才的流动性极低。所谓“闲散富裕族”就是正式员工因为资历老,可以在企业中拿着高薪混吃等死,有这样的人存在,日本经济的效率怎么会高?

企业效率的低下使得利润微薄,无法负担工人工资的上涨。而年轻的准爸爸妈妈们基本都是在“失去的二十年”中步入职场的,按照年功序列薪酬,在结婚生子的最佳年龄,他们的薪资显然不会特别丰厚。没有储蓄就没有下一代,所以日本人并不是不愿意生孩子,而是根本没有储蓄支持他们生育。

所以并不是日本的自然利率已经变得很低,物质丰富到无处投资。而是日本的储蓄枯竭,没有投资的来源,同时经济效率低到无法吸引投资。日本企业即使有意愿投资,首选的地点也会在海外,不会回到日本国内。渡边太太们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力量。

偏巧,这时的日本又遭遇了伟大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生产力提高之迅猛,完全不是日本所能匹敌的。这也降低了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使得日本国内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的使用,也加重了生产的低效率。

可是日本生产的低效率和自然利率之间的差别会越来越大,生产和消费的缺口也会越来越大。低收入人群的强制储蓄总有一个限度,如果强制储蓄也无法满足这个缺口,那么就会出现通胀。现在日本政府头疼的是通胀连2%都达不到,但也许有一天,他们就要开始应对通胀怪兽哥斯拉。

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日本的低利率政策,也可以说是日本的民族性格选择了低利率政策。当初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完全可以选择不降低利率,将政策重心放在消除那些制约生产要素转移的障碍,比如取消终身雇佣制、加大职业培训等措施。但日本人选择了一条最好走的路,把货币利率一降了之。错误的信号就导致错误的资源配置,泡沫经济破灭后一地鸡毛。

纠正错误的时候,日本人仍然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后果。这倒真是和他们面对二战罪行的态度如出一辙。他们依旧寄希望于最省力的方法,把货币利率一压再压。保全了面子,不用破产,却将问题一拖再拖,武士道剖腹自杀的精神哪里去了?

日本选择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受制于社会的传统和文化,为了避免日本国人的耻感而用低利率,是他们的自由。但也告诉我们一点,低利率永远无法拯救经济。

勤朴的中国

由于美国像吸血鬼一般将世界其他地区的储蓄抽干,世界越来越贫穷。这其中的稳定力量来自于中国。中国的发展提升了全球的生产能力,不断向世界贡献自己的储蓄,补足了欧美消费主义带来的储蓄短缺,减缓了世界的贫穷程度。过去40年,中美贸易规模增长230多倍。

美国经常攻击中国的出口,宣称“美国每年都要输给中国5000亿美元”、“美国损失了数百万制造业岗位”等,并声称美国是中美贸易的受害者。这就属于非常无耻的行径了。好比一个好客之家,把家里的好食物送给邻居,然后这个邻居抱怨这些好食物让自己吃得太胖了,让好客之家赔偿健康损失。无论如何,廉价的好食物总是收益,至于说吃饱了应该锻炼,或者应该控制自己的饮食,那是美国人自己的事情。世界强国至少应该像成年人一样行事,美国人表现得像个心理不成熟的巨婴,或者是故意撒泼的无赖。

美国绝对不是贸易赤字的受害者,而是目前贸易体系中受益最大的国家。美国依靠这样的贸易,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储蓄,可以用来投资的部分增加,美国经济才保持了不断的活力。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增加了美国的储蓄,所以美国才有充足的资本财用于高科技等领域投资,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因此而失去的工作岗位需要美国调整自己的国内政策来克服,比如提供就业培训和支持等。一个计算机工程师请人来装修房屋,难道还会指责装修师傅剥夺了他DIY的乐趣?而且中国输出到美国的储蓄,多少都会成为投资流入到各行各业,投资促进就业,中国不仅没有减少美国的就业,反而是美国就业的来源。

中国出口的减少,会直接造成美国消费和投资的下降,就好像美国最主力的工厂突然停工了。消费品的减少会使得美国的物价开始上升,美国享受了40年的低通胀开始消失,说不定要回到六七十年代的那种狂野西部。2019年5月,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一份将要发表的调查显示,美国1/3的中产阶级家庭拿不出400美元的应急费;约6%的中产家庭甚至连通过借贷或变卖方式,也难以筹到400美元。而美国贸易团体警告称,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的关税,使得一个四口之家的美国家庭平均一年损失767美元。

失去了中国的支持,美国可能甚至负担不起昂贵的军费支出,唯一的选择是收缩全球的军事力量。留下来一大堆烂摊子,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

倒是我国确实应该增加进口,而且我国应该也希望增加从美国的进口。无奈,美国很多产品,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并不作为贸易品向中国出口,就好比当初胡人的战马一样,卖给中国之后中国就会变得更强大。如果放宽民用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美对华贸易逆差可减少35%左右。

我国增加进口之后,相当于增加了中国自己的储蓄,投资来源也随之增加,我们需要依靠这些投资来扩大生产,鼓励创新,以应对老龄化。老龄化为中国带来的一定是储蓄的下降,日本就是前车之鉴。日本的错误在于,在错误的时间发起了错误的宽松政策。泛滥的货币降低了经济效率,消费了储蓄,浪费了投资,生产的增长弥补不了消费的要求。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老龄化初期提高生产能力,增加人们迫切需要的供给,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

但我们千万不可以重蹈日本覆辙,不能跳进流动性陷阱。降低民营企业的贷款利率,最终会害了民营企业。关键在于消除民营企业面临的不公平竞争,消除民营企业竞争者享有的超低利率。这些竞争者之所以能够盈利,不是因为他们的经营效率高,而是因为他们享有的超低利率,并且通过信贷增发的货币从储蓄者手中窃取了利益。在这样的竞争格局下,民营企业的利润率会被压制在很低的水平,也正是这个原因,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最近几年一直在走下坡路。

如果保持低利率,廉价的信贷会通过各种方式钻进经济的血液之中,流入到投机领域。最可能的结果是房价继续上涨。房地产始终是消费品,是耐用消费品,而非资本财,无法扩大生产。房地产在经济中所占比例越高,越会恶化生产效率。

生产效率下降,可供消费的产品量就会下降。大饼小了,每个人分到的怎么会增加呢?房地产消费不下降,其他消费就会下降,这就是强制储蓄,甚至在比较糟糕的情况下两部分都会下降。如果因为房价上涨带来的所谓财富效应而增加消费,不但不会给经济带来任何动力,反而会增加消费的比例,减少储蓄的份额,进一步降低生产。宽松的货币政策也许会使一部分人得到奢侈的消费,但绝大多数人一定会因此受损,整个社会未来的消费会减少而不是增加。

低利率的时间越长,银行的坏账风险越高。因为低效率经济比例越来越高,回到正常利率水平时,就会有越多的企业破产。到时候如果经济又不能承担破产的后果,就变成了下一个日本——压低其他部门的消费,剥夺其他部门的利益,供养低效率经济,弥补银行的坏账。

没有什么去杠杆的捷径,更没有所谓良性去杠杆。有个叫达里奥的炒股票的,声称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名义增长率提高到名义利率之上,同时用货币贬值抵消通货紧缩,便进入了良性去杠杆。达里奥的经济学大概是和凯恩斯学的,凯恩斯不懂经济学是大家公认的。

哪有什么良性去杠杆?欠债就要还钱,差别无非是自己还,还是别人替你还。自己的债自己还,也是操守,A Lannister Always Pays His Debts。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使低效率经济盈利并偿还债务,但盈利的来源是瓜分储蓄者的财富,获利是自己的,代价是社会的。这就是所谓的良性去杠杆?在智慧方面,达里奥被巴菲特甩出好几条街。

破产是去杠杆必然付出的代价,我们所要做的,是防止社会因此变得贫乏。如果资源还在源源不断地向低效率经济输送,社会能够获得的财富只会越来越少。低效率经济破产,有效供给增加,受益的是整个社会。

提高利率会抑制一些低效率的项目,把资源让出来给高效率的项目。所以在降息的过程中,对低效率经济是好事;在加息的过程中,对高效率经济是好事。低利率就仿佛是催长剂,让庄稼和杂草一起疯长;而高利率就仿佛是除草剂,除掉了杂草,庄稼才能获得养分生长得更好。严格货币纪律,让利率向自然利率回归,将这些无效率的经济体占有的资源释放出来,民营经济自然会生存得更好,经济的效率就会提升。生产力提高后,储蓄和投资才会增加,就业数量也会提升。

如果没有利率对低效率经济的制约,就会挤占医疗、养老、教育等行业的资源,这些行业就会出现盈利不足、增长缓慢的情况。而这些行业却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未来的重要领域。譬如,我家今年打了1000斤粮食,用500斤粮食请人盖房,剩下500斤粮食能够请教书先生;如果用800斤粮食盖房,只剩200斤给教书先生。哪种情况对教书先生更厚待?

随着老龄化地继续深入,在不发生技术突破的前提下,储蓄一定是减少的。货币利率的降低,增加了消费、消耗了储蓄,反而会推动自然利率到更高的水平。原来用100斤种子收获1000斤粮食,现在消费了50斤种子,剩下的种子只有产量更高才能满足1000斤收成的需要。

有的人认为,如果没有银行信贷杠杆,将会极大地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因为需要投资的人无法获得资金。这是一个错觉。资金是容易获得的,银行电脑改几个数字就行,难以获得的是资本财,货币增发并不创造资本财。消除货币增发后,廉价的资金没了,资本财就显得贵了,所以人们只是不再能获得廉价的资本财。但以低于合理价格获得资本财本身就不合理,是不当得利。如果想让资本财变得不那么昂贵,关键不在于银行以杠杆方式增发货币,而是在于节俭储蓄以投资扩大生产,生产出更多的资本财。

为了让民间有更多的储蓄进行投资,政府需要节省开支,减税降费。但如果没有利率的正常化,这些储蓄恐怕还会流入房地产等消费部门和低效率经济。面对着失血的伤者,不止血只输血恐怕也难以为继。

消费始终是生产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靠宽松货币政策或其他手段,在生产未充裕时强行扩大消费,只能影响未来的生产,减少未来的消费。消费品生产企业可能会因此受益,其他行业却会因此发展不足。汽车促销政策补贴了汽车行业,就没钱补贴医疗行业。医生护士的收入少了,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就少了,医疗服务价格就会上涨。涨价不一定是价格上涨,医生没时间跟你沟通、三句话打发你离开,这也是价格上涨的形式。

不能用CPI去衡量通胀对人们的影响,这一定是有偏差的。要记住日本的教训,有的人是被强制储蓄的,压低了CPI。中国也有这个迹象,高涨的房价吸引了众多购房者,买了房就消耗了很大的消费能力,人们只好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这就是强制储蓄。因此CPI可能会一直保持低位,但经济中的资源却持续向房屋这样的耐用消费品转移。消费占比越来越大,储蓄和投资占比越来越小。

增加就业不能靠增加消费来解决。如果一个高烧病人只有500元,要么去医院看病,要么买自己心仪的衣服,应该选择哪个?我觉得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事情,有了好身体还可再赚钱。买了衣服,身体坏了,穿再好看的衣服也无济于事。这时候消费自然要延后,因此受到影响的就业者需要尽可能快而又低成本地转换到其他领域。这种转换需要高效的职业培训体系。

学习培训都应以高效率为目的,当下的很多教育制度是反其道而行之,以耗费时间的长短来代表学到知识的多少和好坏,这分明是另一种巴甫洛夫的狗。学知识当然也符合需求定理,耗费的时间越少、成本越低越好。如果能够1小时学会的事情,为什么非要变成一个学期的课程?甚至小学课堂里面也把无穷无尽的作业当作有效的学习手段。远程教学和网课只是业余充电,到了重点大学课堂里就升华成了桂冠?前者培训出的程序员会让电脑爆炸?学习没有适合每个人的固定套路。有的人喜欢看书学习,有的人喜欢看电视学习,有的人喜欢在游戏中学习,韦小宝喜欢听评书学习。利用技术进步、找到成本最低的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才能帮助劳动力尽可能地发挥作用。

更应该改进的是选拔的方式。中国现在的选拔方式几乎只能容得下按部就班地从小学念到大学。我认为选拔方式亟需改变的一点是,应该具备更大的包容性。应该在公正的标准下,给不同的学习方式同样的选拔机会。我如果只是中学生,可是我在某个领域已经研究得很深入,如何获得认可?我如果工作了几年,突然对别的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如何获得学习机会?我学习之后又如何获得认可?我如果是农村孩子,中学出来打工,但我自学成才,又如何得到认可?只有这些情况都能被选拔方式所包容,而且得到的认证具备与重点大学文凭同样的含金量,我们的教育制度才是高效的。

只有我们以尽可能高效的方式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才能超越美帝!

留下的问题

在这个全球央行肆虐的时代,人们有什么办法保护自己的财富不受他们的偷窃呢?

在这里首先破除一个幻想,股票市场对此无能为力。

巴菲特在《财富》杂志1977年5月号曾经发表过一篇睿智的文章《通货膨胀是如何欺骗投资者的》,里面清楚地解释了股票市场如何被通胀蹂躏。他认为,在通胀的环境下,“作为一个普通股票投资者,你将有更多钱。但是,你将不会有更多的购买力。”

不仅市场下跌时会令投资者遭受损失,甚至在市场上涨时投资者也不会受益。巴菲特假设通胀率为7%,当时道琼斯指数是920点,比10年前上涨55点。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道指实际下降345点,从865下跌到520。道琼斯指数里的公司还必须把属于股东的盈利的一半留存再投资,才能取得这样的结果。

巴菲特接着预测,在下一个10年,只要股票有12%的资本回报率,40%的股息分红率和110%的市场价与净资产的比率,道琼斯指数会翻倍。但如果有7%的通货膨胀,10年后在1800点卖出的投资者付出资本利得税后的实际结果还远不如当时920点的水平。

巴菲特感叹:“通货膨胀是一种税。而且这种税比我们的立法者所制定的任何税种都更具毁灭性。通货膨胀税具有可怕的消耗资本的能力。对于一个依靠存折上5%利息收入的寡妇来说,零通胀时期100%的所得税和通胀时期5%的通货膨胀率是一样的。两种情况都让她没有任何实际收入。任何她所花的钱都直接来自于资本。她会对120%的所得税感到气愤。但她却不会注意到6%的通货膨胀率在经济上就相当于120%的所得税。”

巴菲特睿智地发现,通胀具有可怕的消耗资本的能力。通胀的产生离不开过量的货币,货币量的增长离不开人为压低的利率。正如我们之前的分析,低利率带来的过量消费和低效率消耗了资本,生产能力下降,公司们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少了,投资者分得的比例不变,所占有的财富肯定下降。

在股票市场中,投资者拥有的是企业未来货币利润的价值,而不是企业未来生产的商品。如果在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下降,即使产品价格不变,企业的利润也会减少,股票价格也会下跌。所以股票并不能保证购买力。

以货币利润衡量企业也会有偏差。有时优秀企业只不过是受益于货币增发的幸运儿,他们的幸运是来自于储蓄者的被剥夺,在货币增发结束时,这些优秀企业也难逃衰退。有时真正的优秀企业并不能保持增长,甚至还会亏损,原因在于货币增发从他们这里夺走了利益。没有货币的稳定,所谓基本面分析就是一个笑话。

巴菲特并没有说出什么好的保证购买力的办法,也许根本就没有办法。巴菲特用的方法是提高投资杠杆,利用旗下保险公司获得的低利率资金,投资到优秀的企业。有人分析他的杠杆比例是1.6,按照美国股票市场12%的资本回报率计算,他可以获得近20%的回报率。这时再扣除税收和通胀,他依然能有不错的收益。实际上,巴菲特相当于逼上梁山,与其被别人抢,不如加入掠夺,借用信贷资金去瓜分储蓄者的利益。

我们没有廉价资金的普通人怎么办?奥地利学派呐喊的金本位和其他货币制度,那是说给肉食者听的,跟我们没有关系。

也许可以买一些大宗商品,巴菲特也说,“在我们得到剩余的部分也就是税前利润之前还有很多东西要花钱。主要的东西有人力成本、原材料、能源和各种各样的非所得税。这些成本的比重在通胀时期不太可能降低。”原材料和能源都在大宗商品之列,如果持有大宗商品组合,多少能够保证对这些产品的购买力。

但要注意一点,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对商品的需求可能下降,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会减少,所以大宗商品的价格可能下跌。看重购买力的不会在乎,看重货币盈亏的要慎重考虑。

股票市场虽然无法保证购买力,但并不妨碍我们投资自己看好的行业和公司。如果你认为某个行业在未来有着美好的前景,那就投资其中投资资本回报率或运营资产回报率最高的公司。真正高效率的公司能够跨越货币泛滥与枯竭,就如同真正强壮的草原霸主能够经历雨季与旱季。能不能成功,就要看你甄别公司的能力了。

最后一点,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投资时间,投资自己。

时间是最无价的财富,只有“现在”,无法储蓄。不如好好享受当下的美好时光,珍惜和家人的每一秒幸福画面。没有时光银行能把这些储蓄起来,等到未来某一天再全部兑现重新度过。

锻炼好身体,磨炼好技能,认认真真生活。自我的才能只会随着努力增长,不会随着通胀贬值。

《资治通鉴》中的经济事件

这一部分罗列了《资治通鉴》中和经济相关的史实,如有遗漏,敬请谅解。

秦始皇帝元年(公元前246年),韩国欲耗费秦人国力,使其无法东伐,派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作间谍,开凿灌溉渠引泾水,自仲山起沿北山东注洛水。工程进展时被发觉,秦人欲杀郑国。郑国说:“臣为韩国延数年之命,可是水渠修好,秦国享万世之利。”秦王命他完成。水渠引水灌溉盐碱地四万馀顷,每亩收粮一钟,关中因此更加富饶。

汉高帝二年(前205),当初秦亡,豪杰争取金玉,唯独宣曲任氏窖藏粮食。等到楚、汉相距荥阳,民众无法耕种,豪杰所获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发家,数代富裕。

汉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行五分钱。

汉文帝前元年(公元前179年),下诏赈济鳏、寡、孤、独、穷困之人。又令:“八十岁以上,月赐米、肉、酒;九十岁以上,加赐帛、絮。

汉文帝前五年(公元前175年),当初,秦用半两钱,高祖嫌其重,使用不变,改铸荚钱。于是物价腾贵,米价涨至每石万钱。夏,四月,改铸四铢钱,废除私人铸钱禁令,民间可以自己铸钱。

贾谊谏曰:“法令允许天下公开铸铜、锡为钱,如果敢掺杂铅铁投机取巧者,处黥刑。但铸钱如果不掺杂取巧,则不可赢利;掺杂很少,为利其厚。有的事召来祸患,有的法令引起犯罪。现在让平民控制造币,各私下铸作,想要禁其厚利微罪,即使每天都有黥刑也无法阻挡。民众抵罪多者一县上百人,吏卒怀疑拷打奔走者更多。立法诱民犯罪,孰多于此!民众用钱,郡县不同:有的用轻钱,每百增加若干;有的用重钱,少于百钱。官钱不通行,官吏急于统一,则措施烦苛而力不能胜。放纵不管则钱币混乱。如果方法不对,就无法达到目的!现在弃置农事而采铜者日益增长,放下农具,烧炭炼铜。私钱日多,五谷不增多。好人担心通胀而去做坏事,守法的民众被裹挟而受刑。刑戮对国家不祥,怎能疏忽!国家以此为患,官员一定建议‘禁之’。禁之不得其术,损害也大。法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钱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斩首弃市之罪都不足以禁。犯罪者繁多而法律难禁,铜的缘故。铜遍布于天下,为祸甚广,不如国家储备。”文帝不听。

当时,太中大夫邓通受宠幸,文帝欲其富有,赐给他蜀地严道铜山,让他铸钱。吴王刘濞有豫章铜山,招集天下亡命徒以铸钱。东煮海水为盐。虽然没有赋税但国用充足。于是吴王和邓通铸的钱通行天下。

汉文帝后七年(前157年),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之法就废除以利民。文帝曾想修露台,召工匠计划,需要百金。文帝说:“百金,十家中等人家的财产。我身居先帝宫室,常恐使之蒙羞,还修露台做什么!”文帝身穿粗丝,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没有绣纹,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修建霸陵,都是瓦器,不许以金、银、铜、锡为饰。借助山势,不起坟。吴王谎称有病不入朝,文帝赐以几案手杖。……因此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汉景帝前元年(前156年),五月,征收民田租税减半,税率三十分之一。

汉景帝后元年(前143年),夏,聚饮五日,民间允许卖酒。

汉景帝后三年(前141年),汉兴,承接秦朝疲敝的国力,工程浩繁财力匮乏,天子乘车找不到四匹同色马,而将相有的只乘牛车,平民无积蓄。天下平定,高祖命令商人不得穿丝织品及乘车,征收重税以困辱他们。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废除商贾禁令,但商人子孙仍不得为官。朝廷根据官员俸禄,计算用度,向民众征收税赋。而山川、园池、市井的租税收入,都用来奉养天子和封地诸侯,不用耗费天下经费。漕运山东粮食给中都官,每年不过数十万石。后来的孝文、孝景帝,清净恭俭,安养天下,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没有水旱灾害,家家足用。城乡粮仓皆满,而府库装满财货。京师之钱数目巨万,串钱绳朽而无法计算。太仓的陈粮层层相叠,充溢露积于外,甚至腐坏无法食用。平民街巷都有马,阡陌之间成群,骑母马的人被拒绝不得聚会。守门人吃大米好肉,为吏时间久到可以养大子孙,当官者以官名为姓。人人自爱而守法,行义为先而避免受辱。此时,法律宽松而民富,有人为富不仁兼并土地。豪强之徒聚集横行于乡间。封地诸侯,公、卿、大夫以下,互比奢侈,室庐、舆服超越礼制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从此之后,汉武帝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行三铢钱。

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年),汉朝连年征发十馀万众进攻匈奴,斩杀捕获敌人头目的士卒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而汉军人马死者十馀万,不包括兵甲装备和运输费用。于是大司农费用枯竭,不足以供应军需。六月,下诏允许民众买爵及赎刑免罪。设置赏官,叫武功爵,每级十七万钱,最高至三十馀万金。买武功爵至千夫者,能够先被任命。升官途径杂而多端,官职体系败坏。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冬,有司报告:“县官用度耗空,而富商大贾铸钱煮盐,财产达万金,不资助国家之急。请求改钱造币以供国家使用,而打击投机取巧豪夺财物之徒。”当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于是以白鹿皮一尺见方,边缘绣以花纹,作为皮币,价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时必须以皮币呈献玉璧,然后才能通行。又造银、锡为三品白金币:大者圆形,上有龙纹,价值三千;次者方形,上有马纹,值五百;小者椭圆,上有龟纹,值三百。令县官销毁半两钱,改铸三铢钱,盗铸诸金钱都是死罪。而官民盗铸白金币不可胜数。

下诏禁止民众私铸铁器、煮盐,违者左脚穿铁鞋,没收器物。公卿又请令商人评估自己财物,每两千缗[1]收一算[2]。民众有马车或船五丈以上者,都收一算。藏匿不报或报不全的,戍边一年,没收财产。有告发者,奖赏一半。这些办法大抵出自张汤。张汤每次入朝奏事,报告国家财用都到很晚,天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取决于张汤。百姓骚动,不安其生,都怨恨张汤。

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于是民间多盗铸钱,楚地尤甚。

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自从造白金、五铢钱后,吏民因盗铸金钱之罪死者数十万人,没有发觉者不可胜计,天下基本上皆铸金钱。犯者众,吏不能尽诛。

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白金币贱,民间不使用,废除。于是禁止郡、国铸钱,专门令上林三官铸钱,命令天下不是三官钱不得通行。而民间铸钱更少,计算收益无法弥补费用。只有能工巧匠或大奸大恶才私铸钱币。

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10年),当初桑弘羊为治粟都尉,行使大农职务,尽管天下盐铁。桑弘羊作平准之法,令远方官府根据不同时节商人所贩运的商品,挑选当地物产作为赋税输送京城。置平准官于京师,接受天下委输。大农诸官,收集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使得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而万物价格不会暴涨。天子出巡郡县,所过赏赐,用帛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都取自大农。桑弘羊又请令官吏能够捐粮补官及罪人赎罪。山东漕粮多出六百万石,一年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疆馀谷。各种货物互通有无,帛多出五百万匹。民众不增加税负而天下有余。于是桑弘羊赐爵左庶长,以及黄金百斤。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武帝末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于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微恢复文景时期的繁荣。

汉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是时,连年丰收,谷价每石五钱。

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数年丰收,谷贱,农人少利。按旧例:每年漕运关东粮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今年宜购买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粮谷,足够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宣帝听从其计。耿寿昌又奏:“令边疆各郡皆筑粮仓,粮价低时增加购买以利农,粮价高时减价出售,名曰常平仓。”对人民非常有利。宣帝乃下诏赐耿寿昌关内侯。

汉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元帝听从儒生贡禹等人建议,下诏太官不用每日宰杀牲畜,饮食各减半。乘舆马匹能够满足正事即可。停止角抵,减少上林宫宫女,撤销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不限制名额,以增加学者。民众有能精通一经者,皆免除徭役。省刑罚七十馀事。

汉元帝永光三年(前41年),恢复盐铁官,限博士弟子名额千人。朝廷用度不足,因民众多免除徭役。

汉成帝永始元年(前16年),当初,解万年诡称昌陵三年可以建成,最后不能完工。群臣大多认为修筑昌陵不利,成帝交付有司讨论,都认为:“昌陵把低地增高,……堆坟的土从别处运来,难保灵魂安宁,陵墓土浅不固。修筑陵墓使用士卒、罪徒、夫役、工匠的费用以万万计,甚至燃点油脂照明,连夜赶工。要远到东山去取土,运费昂贵,土价几乎与谷价相等。

汉平帝元始元年(1),王莽下令天下,官秩两千石以上的退休官员,按原俸禄的三分之一作为退休金,供养终身。下至平民百姓鳏寡独居,恩泽之政,无所不施。

王莽居摄二年(7),五月,改铸钱币:错刀币,值五千钱;契刀币,值五百钱;大钱,值五十钱。与五铢钱并行使用,民间多盗铸者。

王莽始建国元年(9),王莽认为“劉”字由“卯、金、刀”组成,下诏“正月刚卯”废除错刀币、契刀币和五铢钱。改铸一铢小钱,和之前“大钱五十”的一起流通。为了防止民间私铸钱币,禁止携带铜、炭。

王莽始建国二年(10),在长安、洛阳、邯郸等五处设立五均司市、钱府官。司市于每季的第二个月,对货物定出上中下三等价钱,保持市价的稳定。民间卖不出去的五谷、麻布、丝绸、棉絮等,均官经过调查,认为确实之后,依照成本收购。一旦物价上涨,超过平价一钱,均官将所藏货物以平价卖给百姓。如物价比平价低,则百姓自由交易。百姓如果无钱需要赊贷,钱府可以借出,每月一百钱收利息三钱。商人、工匠、医生等全部要申报自己经营所得,由地方官府扣除成本,在纯利中按十分之一征税。

王莽因钱币无法流通,下诏:“货币太重,小额交易不便;太轻,携带运输麻烦。轻重大小各有分别,则方便使用,百姓欢迎。”于是改为金、银、龟、贝、钱、布几类钱币,名曰宝货。其中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宝货有五类、六个名称、二十八品。钱币和布币,用铜混以铅锡铸造。百姓生活混乱不堪,货币仍不通行。王莽知道民间愁苦,只推行小钱和大钱五十,龟、贝、布币停止使用。盗铸钱者无法禁止,于是加重惩罚。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入官府为奴婢。官民出入需持币,作为通行证,无币者旅店不许留宿,关卡扣留。大臣都持币以入宫门。王莽希望这样能够推行钱币。当时百姓喜欢用汉五铢钱,认为王莽钱大小钱混用,难以分辨,又多次变改,不信任,皆私下以五铢钱交易。百姓还传言大钱会被废除,无人肯用。王莽再次下诏:“用五铢钱、造谣大钱废除的,按照违反井田法的罪惩罚,发配远方!”连同买卖田宅、奴婢、私铸钱的罪犯,上自诸侯、卿大夫,下至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百姓在路边涕泣。

王莽始建国五年(13),由于私带铜炭的人太多,禁令废除。

王莽天凤元年(14),王莽再次更改货币。恢复金、银、龟、贝这几种钱币,但是调整了它们的价值。废除大、小钱,新发货布、货泉两种钱。又认为大钱使用了很久,担心突然废除民众还是会携带使用,特许民众暂且可以使用大钱,以六年为限,到时废除大钱。每次改变币制,民众破产,很多因此遭牢狱之灾。

汉光武帝建武三年(27),延岑攻打赤眉军,当时百姓饥饿,用一斤黄金才能换取五升豆子。

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马援上奏建议按照汉朝旧制铸造五铢钱,刘秀同意,百姓感到方便。

汉明帝永平五年(62),北匈奴依然实力强盛,屡次侵犯边境,并派使者请求与汉朝贸易。明帝希望用通商使匈奴不再入侵,便允许这一要求。

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四月,明帝召王景征发数十万人修筑汴渠堤岸。共一千余里,每隔十里修建一个水闸,使水闸间的水流互相调剂,不再有决堤和缺水的忧患。王景虽然节省工程费用,但仍耗费钱百亿计。

当时,天下安平,人无徭役,连年丰收,百姓殷富,粟价每斛三十钱,牛羊遍野。

汉章帝建初八年(83),章帝任命郑弘为大司农。以往交趾向京城进贡,全都经东冶渡海运送。海上风波艰阻,不断发生沉船事故。郑弘上书,建议开辟零陵、桂阳的山路。自此交趾到内地畅通无阻,成为干道。郑弘在职两年,节省以亿万钱计。当时全国大旱,边疆警报,人民粮食不足,但国库充实。郑弘又奏请减省进贡,减少徭役以利饥民。章帝听从。

汉章帝元和二年(85),汉章帝还规定,凡有百姓生育,免税三年。后来又规定,凡有生育妇女,由官府赏赐胎养谷,每人三斛,其夫免税一年。

汉殇帝延平元年(106),邓太后下诏削减御用物品。除非供奉皇陵宗祠,否则稻米不得加工精选,每日早晚只吃一次肉食。以往太官、汤官的费用每年近二亿钱,节省后仅数千万。

汉桓帝永寿三年(157),有人上书说:“人民所以贫困,因为钱币太轻,厚度太薄,应该改铸大钱。”

太学生刘陶上书说:“当前的忧患不在于钱币,而在于饥荒。连年的庄稼都被蝗虫和螟虫吃光,民间所织布匹被朝廷和官吏搜刮一空。人民所忧患的难道是钱币的厚薄和铢两的轻重吗?就算使当今沙砾化为黄金,瓦石变为和玉,如果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即使有天皇氏、伏羲氏的纯洁美德,唐尧和虞舜的清明政治,也不能保护皇室统治。人民可以一百年不用钱币,不可以一天饥饿,所以食物才是最急迫的问题。主张改铸钱币的人,不了解农业生产是国家的根本,只说改铸钱币的好处。……就算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使不吃东西的人民,也不能满足无尽的需求。要想人民富裕、财富充足,最要紧的是停止征役,禁止掠夺,则百姓不必劳苦而自然富足。如果陛下哀怜天下的百姓,欲铸钱统一货币以改变弊端,犹如在沸鼎之中养鱼,让鸟在烈火之上栖息。……愿陛下放宽刻薄的禁令,延后铸币之议,听民间的歌谣,问路边老人的担忧,……天下民心,国家大事,粲然皆见,无有遗惑者矣。想到当今地广而不得耕,人民众多而无所食,小人争抢重要权柄,如秃鹰盘旋天下,如乌鸦掠夺求饱,将人民连皮带骨吞下而不满足。诚恐最后有役夫、穷苦工匠在板筑之间奋起,振臂举斧,登高远呼,使怨民响应云合。就算用一尺见方的钱,如何能救其危难!”遂不改钱。

汉桓帝延熹二年(159),汉桓帝没收梁冀的财产由官府变卖,收入三十余亿,全部上缴国库。减收当年全国租税的一半。

汉灵帝建宁元年(168),段熲上书:“……倘若用骑兵五千人、步兵一万人、战车三千辆,用两个冬夏,足可以击破平定,估计耗费钱五十四亿。……自安帝永初年代中期,羌人反叛,历时十四年,平叛耗费二百四十亿。顺帝永和年末期,羌人再度反叛,历时七年耗费八十余亿。……”

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崔烈通过灵帝的奶妈进献五百万钱当上司徒。正式任命那天,灵帝亲自出席。灵帝对左右说:“真后悔没有吝惜一些,否则可以要到一千万钱。”奶妈程夫人在旁边说:“崔烈是冀州的名士,怎么肯用钱买官!多亏我,他才肯出这么多,您还不满意吗!”崔烈的声望顿时大跌。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废除五铢钱,另外铸小钱作为货币。把洛阳及长安所有的铜人、铜像、铜马等都融化铸钱,从此钱贱物贵,物价猛涨,每石谷价高达数万钱。

幽州牧刘虞被任命为太傅。……幽州边远,所需费用很多,每年从青、冀二州所交赋税中拨出两亿多钱补助幽州。这时处处断绝,补助也运不到。刘虞身穿破衣,脚穿草鞋,吃饭只有一个肉菜。为政宽厚,劝督农桑,开放上谷郡的胡市,与胡人交易。发展渔阳郡的盐铁生产。民众喜悦五谷丰登,每石谷价只有三十钱。青州、徐州的百姓来避难的达到百万。刘虞皆收容探望体恤,为他们安立生业,流民皆忘记背井离乡。

汉献帝建安元年(196),汉灵帝中平年以来,天下大乱,百姓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各地纷纷组织军队,但都缺乏粮草,储备不满一年。饥饿就抢掠,吃饱后就扔掉剩下的粮食。军队分崩离析自行瓦解的数不胜数。……曹操委任枣衹为屯田都尉,招募百姓在许都周围屯田,收获谷物百万斛。于是州郡依照规定也设置屯田官员,各地存粮装满仓库。所以曹操能出战四方无需运粮的劳苦。

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围攻成都时,刘备与部下约定:“若攻破成都,官府仓库的一切财物你们可以任意取用,我绝不干预。”破城之后,士兵们都扔掉兵器,奔向仓库争抢财物。这一来造成物资不足,刘备深感忧虑。刘巴说:“这很容易解决,只要铸造值百钱的钱币,并控制物价,命官吏设置官市。”刘备采纳,几个月后府库财物充足。

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开始恢复使用五铢钱。同年,因为粮价太高停用五铢钱。

魏文帝黄初七年(226),吴将陆逊因为所在地区粮食匮乏,上表请求将领们广开田地,增加粮食产量。吴王回复说:“你的建议很好。让我们父子亲自下田,用八头牛犁地,四张犁耕做。虽然不及古代帝王,但也是想和大家一起劳作。”

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当初,魏文帝废除了五铢钱,以粮食和丝绢代替钱币。社会上弄虚作假的现象越来越多,争相把粮食弄湿以获利,用很薄的丝绢买卖东西,虽然严刑处罚仍不能禁止。司马芝等人在朝廷上讨论,认为:“以钱作货币有利于增加国家收入,还可以减省刑罚。恢复铸造五铢钱更为有利。”于是四月恢复使用五铢钱。

魏明帝青龙四年(236),吴铸造大钱,一当五百。

魏邵陵厉公正始二年(241),邓艾建议:“命令淮河以北二万人、以南三万人,十分之二轮休,常驻四万人屯田防守。宜多挖河渠增加灌溉开通漕运。除去开支,每年可获五百万斛作为军费。六七年内,可在淮河土地上积蓄两千万斛,这就是十万大军五年的粮食。以此雄厚基础攻吴,无往而不胜。”

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司、冀、兗、豫、荆、扬州大水,螟虫毁坏庄稼。度支尚书杜预上书:“这次水灾,东南严重。应敕令兗、豫等各州修缮汉朝旧池塘以蓄水,排走其余积水。令饥民得到鱼菜螺蜯之食,这是眼下每日的收益。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钟,这是明年的收益。朝廷的典牧官有四万五千多头种牛,不耕田不驾车,甚至有的牛到老都不穿鼻。可以把这些牛分给百姓使用,在春天耕种,到粮食丰收再向百姓收取租税。这是数年之后的收益。”武帝听从,人民享受其利。杜预在尚书七年,损益庶政,不可胜数,当时人称“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

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晋武帝下诏,询问朝廷大臣如何改进政务。司徒左长史傅咸上书认为:“公与私都不充实的原因,是由于设置的官吏太多。从前都督是四个,而现在连同监军却多至十人。虚设的将帅幕府,动不动就有上百个,但是却无益于警卫。五个等级的诸侯,坐在那里也要设置官属。所有这些官吏的粮食供应,全都从老百姓身上出。这就是穷困匮乏的原因。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共有246万户。

晋武帝太康三年(282),车骑司马傅咸上书曰:“先王治天下,饮食穿衣,都有标准。我认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古代人稠地狭,而有储蓄,因为节俭。现在土旷人稀,而患不足,因为奢侈。希望当代人崇尚节俭,应当批评奢侈。奢侈不受到批评,还转为高尚,就没有穷尽了!”

晋愍帝建兴二年(314),李雄成汉的赋税要求成年男子每人每年交三斛谷,成年女子减半,病人再减半。每户的赋仅几丈绢和几两绵。劳役很少征发,百姓富裕。当时天下大乱,只有蜀地无事,谷物几熟。

襄国饥荒严重,二升谷子价值一斤银子,一斤肉价值一两银子。

晋成帝咸康八年(342),后赵青州上报说:“济南平陵城北边的石头老虎,一夜之间移到城东南,有狼狐千余只跟随,爪印都成了小路。”石虎高兴地说:“石头老虎,就是朕啊。自西北移到东南,这是天意让朕平荡江南。命令诸州兵马明年集合,朕当亲率六师,以奉天命。”群臣皆祝贺,进贤《皇德颂》的一百零七人。石虎下诏:“征发士兵每五人准备战车一辆,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匹,准备不齐的斩。”人民被逼迫到卖子女以供军需,这都凑不够,道边树木上自缢的远近相望。

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前燕王慕容皝把牛借给贫民,让他们在园囿佃耕,赋税收取十分之八,自己有牛了收税十分之七。后来采用记室参军封裕的建议,一般田地按照十分之一收税,借官田官牛的按照十分之六收税。

晋穆帝永和元年(347),赵王石虎占据十州之地,聚敛金帛,及外国所献珍异,府库财物,不可胜数。犹自以为不足,全部发掘前代陵墓,取其金宝。

晋哀帝隆和元年(362),东晋减免田租,每亩收二升。

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东晋废除了按照田亩收租的制度,王公以下的人,每人交纳三斛米的赋税,对服兵役、劳役的人免征。

晋孝武帝太元二年(377),以前后赵国的将作功曹熊邈向前秦王苻坚讲述石虎那时宫室、器物古玩的盛况。苻坚任命他为将作长史,大修舟舰、兵器,饰以金银,颇极精巧。慕容农私下跟慕容垂说:“自王猛死后,前秦法制日以颓靡,现在又日渐奢侈,祸殃将至……大王应该结纳英杰以承天意,机不可失!”慕容垂笑答:“天下事非你所能知。”

晋孝武帝太元七年(382),前秦大获丰收,上等农田每亩收七十石,下等农田每亩收三十石。

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当时军队几次征伐,国库空虚枯竭,司徒以下的官员,每天只能领七升粮食。

晋安帝元兴元年(402),自隆安以来,晋朝百姓厌于祸乱。桓玄初至,罢黜奸佞,提拔俊贤,京师欣然,希望能稍微安定。接着桓玄奢豪纵逸,政令无常,朋党互起,凌侮朝廷,裁减皇家乘舆供奉之具,安帝几乎难免饥寒,于是众心失望。三吴发生大饥荒,户口减半,会稽地区减少十分之三、四。临海、永嘉死亡殆尽。即使是富贵人家,也都穿绫罗绸缎,怀抱金玉,闭门相守饿死。

晋安帝义熙三年(407),后燕王慕容熙为他的皇后兴建承华殿,从北门外把土运来,土价与粮价相当。

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当初,刘宋武帝富贵后,命人收藏平民时的耕具以示子孙。文帝行至武帝宫殿看见,面有惭色。近侍进言:“大舜躬耕历山,伯禹亲事水土。陛下不睹遗物,怎知先帝之至德,稼穑之艰难!”

宋文帝元嘉七年(430),铸造四铢钱。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刘宋益州刺史刘道济设立官营的冶炼厂,禁止民间冶炼铸造,用高价卖铁器。造成商人失业、百姓怨声载道。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太子拓跋晃督促百姓种庄稼,让没有牛的农户向有牛的农户借牛来耕作,然后再替有牛的农户耕地作为偿还。通常用牛耕种二十二亩,替人耕地七亩偿还,大都按这个比例。还让百姓把自己的姓名标在地头,这样就可以看出勤劳懒惰。同时禁止百姓喝酒游玩。开垦的农田大增。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447),宋文帝认为钱重物轻,改铸四铢钱。民众多剪凿古钱,取铜盗铸。宋文帝为此忧虑。录尚书事江夏王义恭建议,请以一个大钱当两钱。右仆射何尚之说:“钱币的兴起,用来衡量货物价值。事关交易,岂能靠多铸!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功用相同。何况以一当两,只是虚增价格。若按此办法,富人之资加倍,贫者弥增其困,恐怕难以使他们受到同样影响。”但文帝最终还是采用刘义恭的办法。后来施行了一段时间后,朝廷和个人都觉得不方便,下令废除。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元嘉时期,官府铸造了四铢钱,钱的轮廓、外形、样式和五铢钱一样。铸造这种钱没有什么盈利,因此民众不盗铸。孝武帝即位,又铸造孝建四铢钱,形式薄小,轮廓也不清楚明显。于是盗铸者众,掺杂铅锡,剪凿古钱,钱转薄小。官员无法禁止,死罪、免职者相继。盗铸益甚,物价腾贵,朝廷担忧。来年春,诏令,钱薄小以及无轮廓者均不得使用,民间的骚动。这一年,始兴郡公沈庆之建议:“应该允许民间铸钱,郡县设立钱署,愿意铸钱者居于钱署内,由朝廷制定铸钱标准,不许掺杂杂质。去年春天所禁的新铸钱币,暂时使用。今后所铸钱币全部按照标准。一万钱收税三千,严检盗铸。”丹杨尹颜竣反驳说:“五铢钱的轻重,定于汉代。魏晋以后,莫之能改。这是由于钱币的价值和货物的价值已经相等,改变就会出现掺假的钱币。现在说去年春天所禁止钱币还可使用,让这些大小厚薄不均的钱币通行,而不符朝廷标准,私人获得厚利,造假作伪无穷尽,私铸钱币和剪凿古钱无法禁绝。财货没有增加,大钱已经耗尽。数年时间,大钱全都变成尘土。现在新的禁令刚实行,钱币样式还没统一,百姓的骚动不久就会停止,不足为虑。只是库藏空匮,实为重忧。如今推行小钱,没有增加赋税的道理。百姓富足,也解决不了朝廷匮乏。只有简省费用,财力方能充足。”有的人认为:“铜矿难得,应该改铸二铢钱。”颜竣说:“提议者认为国库匮乏,应该改铸钱币。天下铜少,就应该减轻钱币重量,以充实财政,使国家富足百姓富裕。愚以为不然。现在铸二铢钱,推行更小的钱,并不能解决朝廷的困难,反而使民间私铸钱币泛滥,天下的财货耗费用尽。空下禁令,而厚利难绝。不出一二年,其恶果不可挽救。民众担心增发小钱,并且害怕近日禁令,市井之间,必生纷扰。长远利益还不知道,眼下的忧患已经发生,富商得利,贫民困窘,此皆不可为的原因。”于是放弃相关举措。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自宋孝武帝开始,大兴土木,扩建宫室,土木披锦绣,爱妾幸臣,赏赐倾府藏。他还毁掉了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当初住过的屋子,盖玉烛殿。屋里床头还有一截土墙,上面挂着麻葛灯笼和麻线蝇拂。侍中袁顗盛赞刘裕勤俭朴素。孝武帝没有回答,自言自语地说:“乡巴佬能有这般享受已经很奢侈了。”

宋明帝泰始元年(465),自刘宋孝建年间以来,民间私自铸造劣等钱币,商贾活动无法进行。庚寅,改铸二铢钱,样式上转为细小。朝廷铸造的官钱,每次流通起来,民间就立刻模仿铸造,而且比官钱更薄更小,没有轮廓,也不加工磨平,被称为“耒子”。

沈庆之再次启奏,请求允许民间私自铸钱。从此以后,钱币的情况非常混乱。一千钱串起来还不到三寸高,这种钱人们称之为“鹅眼钱”。比“鹅眼钱”更差的叫“线环钱”,用线穿起来放到水里也不会沉,随手破碎。集市上都不计算数目,十万钱都不满一捧,一斗米就要一万钱,商贸交易已无法进行。

废除二铢钱、鹅眼钱和线环钱,其他钱照常使用。

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北魏旧制规定,每年户调为二匹布帛,二斤棉絮,一斤丝,二十斛谷米。另外增缴一匹二丈的布帛,存入本州州库,供应户调的需要。孝文帝下诏:“设置官吏发放俸禄,由来已久。只是中原动荡才中断。现依旧制发放官吏俸禄。每户户调增加三匹帛,二斛九斗谷米,作为官吏俸禄。再增收二匹户调以外的帛。此后私自收受一匹布帛的处死。”

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北魏孝文帝下诏实行均田制。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每人得到四十亩没有种树的农田,女子每人二十亩,奴仆婢女按照成人的标准。一头牛得三十亩农田,以四头牛为限。所配给的农田如果是隔一年才能耕种的贫瘠土地,面积加倍;如果是隔两年才能耕种的,面积增加两倍。百姓到了纳赋的年龄就配给土地。年老或去世,土地归还官府。初次授田,男子给田二十亩,规定种五十棵桑树。种了桑树的土地,世代经营,死了也不用交还官府。对土地富余的农家,不受田也不令还田。土地不够的农家,按照法令配给。世代经营的田地,有富余的可以出售。

齐武帝永明五年(487),九月,北魏撤销对民生无益的工程,不织布的宫女遣送出宫。冬十月,又免去尚方署锦绣、绫罗的工人。民众想要织造,并不禁止。当时,北魏无战事,府藏充足。将御府中衣服珍宝、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兵器的十分之八,以及不供给国用的外府衣物、缯布、丝纩等大半部分赏赐给政府各部门,下至工匠、商人、衙役,远至六镇边疆,京城内鳏、寡、孤、独、贫、残疾人都有份。

齐武帝永明六年(488),北魏秘书丞李彪向孝文帝建议:“仿照汉朝设立常平仓。……将州郡税收中抽九分之二和京城的结余费用拿出来,在丰收时买入粮食,储存起来;遇上歉收,就加两分利卖给百姓。……”孝文帝采纳,北魏朝廷和百姓的财力都充裕起来,遇到水旱灾害也不会困苦。

齐武帝永明八年(490),南齐高帝认为,南方的钱币缺乏,打算重新大量铸钱。建元末年,奉朝请孔顗上书认为:“食物与钱币相互交换,这是自然而然的发展趋势。李悝曾说:’米太贵伤民,米太贱伤农。’米无论贵贱,都会造成损益。三吴地区是国家的关键,连年水灾米价不涨,是天下钱少,而非米价太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于轻重屡变。钱太重不便流通,但流通不便所带来的损害轻。钱太轻的弊病在于盗铸,盗铸为祸深。民众所以盗铸,严法不能禁,是因为官府铸钱时,珍惜铜节省工本。官府珍惜铜节省工本,是认为钱为无用之器,只要能作为交换媒介,尽量质轻而数量多,节省成本而且容易铸成。却没有仔细考虑这样做带来的后患。民众趋利,如水走下。现在创造谋利机会,用以重刑,是引导其犯罪而陷之于死地,岂是为政之道!汉朝兴起时期,铸轻钱,民众偷铸很多。到了元狩中期,才开始改正这种弊病。于是铸造了五铢钱,周边凸出,使人无法磨取铜屑。民众偷铸收益无法补足成本,偷铸更少,这是不吝惜铜料和工本的效果。君王不担心无铜乏工,令民众不能负担成本,则盗铸绝矣。宋文帝铸四铢钱,到了景和年间,钱越发轻。虽然钱币周围还有轮廓,可是冶炼不精。于是盗铸纷纭而起,不能禁止。这就是吝啬铜料节省工本的结果。大凡铸造钱币,如果不能适中,宁可取其重,而不取其轻。从汉五铢钱到宋文帝时期,历时五百年,制度世有废兴,五铢钱不变的原因,就是因为五铢钱轻重适当、交易方便。现在的钱图样都是五铢钱,偶尔见到其他钱币。宋文帝铸造四铢钱,又不禁止人们剪凿钱币,为祸甚广,流弊至今。晋朝不铸钱,经历战乱天灾,耗散毁坏,年年减少。如同磨石,不见其损,最终耗尽,天下钱如何不竭!钱竭则士、农、工、商皆丧其产业,民何以自存!愚以为应如旧制,大兴镕铸,钱重五铢,依据汉法。如果官铸钱已流通民间,便严禁剪凿,轻小破缺无周围轮廓的钱,全部不得流通。官钱细小者,核定重量,熔铸大钱,有利贫良之民,断绝奸巧之路。钱货对应,远近统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充足。”齐高帝同意,让各州郡购买铜炭。后来高帝去世,被搁置。

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南齐武帝聚敛财产五亿万于上库,三亿万于斋库,金银布帛不可胜数。郁林王即位还没满一年就挥霍殆尽。

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当时宠幸之徒皆号为鬼。有叫赵鬼的,能读《西京赋》,对东昏侯说:“柏梁既灾,建章是营。”东昏侯于是大建芳乐、玉寿等宫殿,以麝香涂壁,刻画装饰,穷极绮丽。劳役者自夜达晓,仍赶不上进度。后宫服御,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使用。高价购买民间金宝,价格皆数倍。建康酒租皆折为金子送入宫中,犹不能足。凿金为莲花以帖地,让潘妃行走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又让民众献上雉头、鹤氅、白鹭缞。宠幸之徒借机谋奸利,课一征十。又到州县要求由他们运送,收取费用却不为输送,地方官皆不敢言,再次征敛。如此相仍,前后不息。百姓困尽,号泣道路。

梁武帝天监四年(506),粮食大丰收,米价每斛30钱。

梁武帝天监十六年(517),北魏初期不使用钱币,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开始铸造太和五铢钱。派钱工铸造,百姓中有想铸钱的也可以使用国家的铸炉。铜一定要精炼,不能有杂质。宣武帝永平三年,又铸造五铢钱,禁止使用不合标准的钱。由于洛阳和各州镇的钱各不相同,货物不能流通。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书:“不通行的钱,法律明确规定,指那些薄小、凿边的钱。河南各州的钱币不在禁止之列。河北既没有新钱,又禁止使用旧钱,只好用单丝细绢或疏线粗布交换。幅面狭窄,不合常式,一匹布分为几尺,以济有无。徒耗织布辛劳,不免饥寒之苦,这并非救助贫苦百姓,养育子民之意。钱的使用,以绳串起,不需度量,公平简易,利民便利,可以说是好办法。请求命令各州镇,不管是太和钱还是新铸的五铢钱、古钱,只要里外都好,即使有大小的区别也一起通行。贵贱的差别按照乡里的物价折合。这样货物就可以流通、贸易,财物也不会积压。小钱及盗铸等违法者,按法律定罪。”胡太后同意。但由于河北缺少钱币,百姓仍然以物易物,钱币不能流通。

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北魏孝明帝时期,胡太后爱好佛教,没完没了的修建各种寺庙,下令各州分别修建五级佛塔,民力疲弊。众位权贵、宦官、羽林分别在洛阳修建寺庙,互相用寺庙的华丽来炫耀。胡太后多次设立斋戒大会,给僧人的布施动辄以万计,又常常没有节度的赏赐身边的人,耗费的财物不可计量,而未尝施惠及民。国库渐渐空虚。

梁武帝普通四年(523),南梁朝在开国之初,只有七个州使用钱币,交州、广州使用金银,其他的州夹杂使用谷物、布帛进行交换。梁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这种五铢钱的内郭、外郭及周郭都齐备。又另外铸造了没有内郭的钱,称为“女钱”。民间私下里使用古钱进行交易,禁止不了,于是就商议全部废止使用铜钱。十二月,开始铸造铁钱。从此,民间私下里铸造货币的人很多,造成物价飞涨。做买卖的人竟至于用车来拉钱,而不是逐个计算。

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北魏国内盗贼日益增多,征讨不停。国家财用耗竭,提前征收了六年的租调还不够用。于是停发百官酒肉,向每个进入集市的人征收一个钱的税。以至于住旅店都要纳税,百姓无不嗟怨。

当时(529)北魏多薄钱,一斗米差不多值一千钱。高道穆上表,以为:“市场铜价,八十一钱得铜一斤。私造薄钱,一斤铜能造二百多个钱。既示之以厚利,又以重刑惩罚,抵罪虽多,偷铸更多。现在的钱徒有五铢的模样,重还不到二铢,放水上恐怕都不沉。日积月累,监督不力,这是朝廷失策,人们有什么罪!应该改铸大钱,印上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铜所成仅七十钱。私铸还不够成本,就会减少,何况还有严刑惩戒!”金紫光禄大夫杨侃也奏请允许民与官并铸五铢钱,使民众响应而弊端自改。孝庄帝听从,开始铸永安五铢钱。

陈庆之北伐返回,格外尊重北方人。朱异觉得奇怪就问他,陈庆之说:“我开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等到洛阳,才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怎么还能轻视他们?”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545),散骑常侍贺琛启陈四事:其一以为“现在北部边境无事,正是百姓休养生息、教化之时,但天下户口减少,关外尤其如此。郡不堪州之催逼,县不堪郡之搜刮,相互争夺,只为征敛。民众不堪,流离失所,这岂非地方官的错!东部边境户口空虚,皆由使臣太多。穷乡僻壤,没有不去的。每有一使,所属地方不堪其扰。……”其二以为“现在地方官所以贪婪残忍,实在是奢侈的风俗造成。现在喜庆的宴席,以奢华相夸,积果如丘陵,佳肴同绮绣。修建露台的资产还不够一次酒宴的钱。众人刚吃饱还未走下堂,食物就如同垃圾被倒掉。畜妓之夫,不分等级。管理民众的官员,聚敛巨亿,退休之后用不了几年,都耗费在酒席、歌谣之具。破费如同小山,享受只在瞬间,于是更加后悔当官时聚敛的少。……其四以为“现在天下无事,可是还是入不敷出,应该减少事项和费用,事少了则人民休养,费用没了则财富积聚。……”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从破岭往东,每串八十钱按一百钱算,人们称之为“东钱”。江州郢州以西每串七十钱算一百钱,被称为“西钱”。建康地区每串九十钱算一百钱,被称为“长钱”。梁武帝诏:“朝四暮三,众猴皆喜,名和实没有变化却因此而喜怒。听说外间多用九陌钱[3],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非物有贵贱,乃心有颠倒。至于远方,更为混乱,破坏制度,无益人民财产。自今可通用足陌钱[4]!令书颁布,百日为期,若仍不悔改,男子发配远方运货,女子处罚劳作,期限三年。”并强迫全国通用足陌钱。诏书颁布之后,钱陌变得更少,到了末年竟然每串三十五钱算作一百钱。

东魏孝静帝时期,一斛谷子的价格降到九个钱。

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建康城的官民吃穿用方面都争相崇尚豪华,储存的粮食不够半年之用,常靠各地运来粮食。自从侯景叛乱以来,道路断绝,数月内发展到人吃人,仍免不了有饿死的人,100个人里面活下来了不到一二。那些皇亲国戚、豪门望族都自己出来采野生的稻子,因饿死而埋在沟壑中的人数不胜数。

陈文帝天嘉二年(561),北周重新铸钱,钱币上的字为“布泉”,一枚当五枚小钱,与五铢钱一起流通。

陈文帝天嘉五年(564),北齐武成帝下令,百姓满十八岁授予田地并交纳赋税,二十当兵,六十免除劳役,六十六岁交还田地免去赋税。男子每人授田八十亩露田,妇女授四十亩,奴婢相同。有耕牛增授六十亩。每对夫妇赋税为一匹绢、八两棉,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是平民的一半,一头牛征税二尺绢,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上缴中央,义租缴给所在郡防水旱灾年。

陈宣帝太建七年(575),北齐后主继承了武成帝奢侈过度的余风,以为是帝王理所应当的享受,后宫的嫔妃都是锦衣玉食,一条裙子的费用甚至值一万匹绢帛的价钱。宫人们在衣着的新奇精巧上相互竞赛,早上的新衣服到晚上就被当作旧衣服。大事修建宫室园林,壮丽到了极点,对所喜好的反复无常,屡次毁坏后又重新修复。从事土木建筑的工匠没有一点的休息,夜里点起火把照明工作,天冷时用热水和泥。开凿晋阳的西山建成巨大的佛像,夜间点燃万盆油灯,灯光可以照到宫中。从前是奴仆的刘桃枝等人都开府封王,其他的宦官、胡人、歌舞艺妓、巫师、奴婢等轻易得到富贵的有上万人。外姓被封王的有上百人,甚至狗、马、猎鹰等禽兽也有封号,有的斗鸡被封为开府享受俸禄。继而国库空虚,然后便赏赐给这些人郡县,让他们出售官爵收取钱财,民不聊生。

陈宣帝太建十三年(581),北周、北齐官府所铸造等钱币先后共有四种,加上民间私自铸造的钱币,名称和品种很多,轻重也不一样。隋文帝对此非常忧虑,于是下令重新铸造五铢钱。所铸造钱的背面、正面、钱身、钱孔的边缘都有凸起的轮廓,每一千枚重四斤二两。完全禁止使用前代古钱和民间私铸钱,在各处关口放置新五铢钱样品,凡发现和样品不符合的钱币,即没入官府予以销毁。从此隋朝流通的钱币得到统一,民间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陈长城公至德元年(583),隋朝颁布法令,规定平民二十一岁成年,服徭役由每年三十天减为二十天,不服役的纳绢四丈改为两丈。北周末年官府专营酒坊、盐池、盐井的禁令,也都全部予以废除。

陈长城公至德三年(585),隋朝度支尚书长孙平上奏:“请下令民间每年秋天一家拿出粟麦一石以下,根据家庭贫富状况订出等级标准,每社民户所交纳的粮食就储存在当社,委派社中官吏负责核查,以防备荒年,名叫‘义仓’。”隋文帝听取了他的建议。五月,开始诏令各郡县设置义仓。

陈长城公祯明元年(587),隋文帝向高熲询问平定陈朝的策略,高熲回答说:“长江以北地区气候寒冷,田里庄稼收获的要晚些;而江南地区庄稼成熟的早。估计在对方的收获季节,我们调动少量军队,声言要袭击江南,他们必定屯兵防卫。这样就足以使他们耽误农时。等到他们聚集军队,我们便可以卸甲散兵。如此反复,他们就会习以为常;然后我们调集大军进攻,他们就不会相信。这样,他们还在犹豫之时,我们已渡过长江。再说江南水浅土薄,房舍多用茅竹搭成,所有的储积都不是藏在地窖。如果我们暗中派人纵火焚烧其储积,等他们重修之后,再去焚烧。不出数年,对方必定财力枯竭。”隋文帝采纳,陈朝开始感到疲惫不堪。

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有司上言:“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下厢房。”隋文帝说:“朕既薄赋于民,又赏赐丰厚,怎么会这样?”有司回答:“入者常多于出,略计每年赐用达到数百万段布帛,未曾减省赏赐数量。”于是在左藏院另辟地点存放。文帝下诏说:“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减三分之一,士兵减租一半,调全免。”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隋朝在中央台、省、府、寺各机构和地方各州县都设立公廨钱,每年放贷收取利息以供需用。工部尚书苏孝慈认为:“官府放贷,收息盈利,烦扰百姓败坏风俗,请求明令禁止,由国家拨给他们土地经营农业。”隋文帝听从他的建议,下诏说:“公卿大臣以下各级官吏都分配职分田,不得再经商放贷与民争利。”

隋文帝仁寿四年(604),文帝受禅之初,民户不满四百万户,到仁寿末年,超过八百九十万户,仅冀州就有一百万户。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任命裴矩为黄门侍郎,派他到张掖吸引西域各国的胡人,给他们利益劝告他们入朝。从此西域的胡人往来不断,他们所经过的郡县,疲于招待迎送,耗费以万万计,终于使隋王朝疲敝以致灭亡。

隋炀帝大业七年(611),计划征伐高丽,征发民夫运米。耕种失时,田地荒芜,再加上饥荒,谷价暴涨,东北边境地区尤其严重,一斗米值几百钱。运来的米有的很差,却命令百姓买入这些米以弥补官家损失。隋炀帝又征发小车夫六十余万,两个人推三石米,运粮的道路艰险且遥远,这三石米还不够车夫吃的,到达目的地时车夫已经没有可以缴纳的粮食,只好畏罪潜逃。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隋朝末年,钱币的弊病是质量低劣分量不足,到唐高祖时,开始使用“开元通宝”钱,一枚重二铢四参,十枚钱重一两,轻重大小很合适,各地使用方便。在洛、并、幽、益等州设置钱监。赐予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各三处官炉,裴寂一处官炉,准许他们铸钱。除此之外,有敢私自铸钱的,本人处死,家属没收流放。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唐朝初次制定均田制与租庸调的办法:每位成年男丁及六岁以上20岁以下的中男,给一顷田,有严重疾病者,减去十分之六,寡妻寡妾减去十分之七,所有授田均以其中十分之二为世业田,十分之八为口分田。每一成年男子每年交纳的租是二石粟。调,按照当地物产情况,分别交纳绫绢布,绢二匹,绵三两。每年劳役20日,不服劳役则收傭,每天三尺;有事增加劳役者,加十五日劳役,免除应交之调;加30日劳役,应交纳的租、调均予免除。如遇水、旱、虫、霜等自然灾害,收成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除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除调;损失在十分之七以上,免去全部应交纳的租调及应服劳役。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朝开皇十四年天下大旱,隋文帝不许赈济百姓,让百姓自己到关东地区找饭吃,等到了文帝末年,全国储备的粮食可供50年食用。隋炀帝依仗着富足的粮食储备,奢侈无度,终于导致国家的灭亡。只要使仓库中的粮食足以应付灾年就可以了,其他的多余的又有何用呢!”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说:“我知道隋朝起初营造宫室,近处山上没有大的树木,均从远方运来,2000人拉一根柱子,用横木作轮子,导致摩擦起火,于是铸铁坐车毂,走一二里路,铁毂即破损,另外派遣几百人携带铁毂随时更换,每天走不过二三十里,总计一根柱子需花费几十万的劳力,其他的花费更可想而知了。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治书侍御使权万纪上书言事:“宣州、饶州的白银大量开采,每年可得数百万缗。”唐太宗说:“朕贵为天子,所缺乏的并非是金银财物,只是遗憾没有得到嘉言懿行可以利于百姓。与其多得数百万缗,还不如得到一个贤才!你未曾推荐一个贤才,屏退一个庸才,而专门谈论税银之利。从前尧舜将玉璧丢入深山,珠宝投入深谷,汉代桓灵二帝才聚敛钱财以备己用,你想让我成为桓灵二帝吗?”这一天罢免权万纪的官职,让他回家赋闲。

侍御史马周上奏:“……隋朝广贮洛口仓而李密加以利用,东都积存布帛而王世充依托那里,西京的府库也为我们大唐所用,至今仍未用完。……”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尚书左丞韦悰发现司农卖的棉价比民间贵,举报其私自收受。唐太宗召大理卿孙伏伽写司农的罪状。孙伏伽说:“司农无罪。”太宗问其故,孙伏伽答道:“就是因为官棉贵,所以私棉便宜。如果官棉便宜,私棉再无法便宜。我只见司农识大体,不知其过。”太宗醒悟,不断称赞孙伏伽。回头对韦悰说:“你的见识比孙伏伽差多了。”

唐高宗永徽五年(654),这一年大丰收,洛州粟米一斗两钱半,粳米一斗十一钱。

唐高宗麟德二年(665),连年丰收,一斗米才五个钱,麦子、豆类上市都没有人买。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铸造“乾封泉宝”新钱,以一当十,一年之后全部废止旧钱。但谷帛的价格飞涨,商贾无法进行交易,于是废止新钱。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河源军经略大使黑齿常之驻守河源,屯田5000余顷,每年收粮食500万余石。

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关中地区发生饥荒,每斗米涨至三百钱。东都洛阳下暴雨发洪水,后又发生旱灾、蝗灾和瘟疫,一斗米涨至四百钱。

则天皇后延载元年(694),武三思等率领四夷首领请用铜铁铸造大“天枢”柱,树立在端门外,柱上铸有记述功德的铭文,贬黜唐朝,歌颂武周。胡人聚集钱百万亿,买铜铁尚不够用,又征用民间农具加以补充。

则天皇后天册万岁元年(695),当初明堂已落成,太后命令和尚怀义制作夹纻佛像,佛像的小指中就能容得下数十人,在明堂北面构筑天堂用来贮存。天堂初造时被风吹倒,又重新再造,每天役使一万人,采集木料于江河山岭,数年之中,花费以万亿计,国库因此耗尽。

则天皇后长安元年(701),郭元振任梁州都督,开始在凉州修筑和戎城,在北部边境的沙漠中设置白亭军,控制了凉州的交通要道,将凉州边境扩展了一千五百里,从此突厥、吐蕃的兵马无法再侵扰。郭元振又让甘州刺史李汉通实行屯田政策。以往凉州地区的谷子和小麦每斛数千钱,到李汉通屯田之后,一匹细绢就可以换到数十斛粮。积存的军粮可供数十年之用。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洛水泛滥,冲走民户两千余户。黄河南北十七个州发大水。这一年户部报告全国有615万户,总计3714万人。

唐中宗景龙三年(709),韦嗣立上书:“近年修建的寺院太多了,而且刻意追求高大华丽,大的工程耗费一百几十万钱,小的也要用三五万钱,总计大概耗资一千万钱以上。其次有封户的王公贵族太多,户部说已有六十多万成丁向贵族缴纳租赋,每个成丁一年纳绢两匹,共有绢一百二十多万匹。每年入国库的庸绢,多的时候不超过一百万匹,少的时候只有六七十万匹。……大唐开国初期,有封户的不超过二三十家,而现在凭借陛下私恩得到封户的已超过一百家。国家的赋税大部分落入私家。……”

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唐玄宗下令将太平公主的财产充公。在抄家时发现公主家中的财物堆积如山,珍宝器玩可以与皇家府库媲美,厩中牧养的羊马、拥有的田地园林和放债应得的利息,几年也没收不完。

二月,庚子夜,开宫门点燃灯火,又补办去年玄宗登基的聚饮活动,安排歌舞助兴。太上皇与玄宗登上御门楼观看,有时夜以继日,持续了一个月。左拾遗华阴严挺之进谏,认为:“聚饮是百姓认为便利,大家出钱共饮寻求欢乐。现在耗费万人之力,办这么多欢庆活动,不能倡导道德改善风化。”于是停止。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唐玄宗认为社会风俗日益奢侈腐化。秋季颁布制命:“天子使用的金银器物,应由有关部门负责销融,供国家支出需要。珠宝玉器、锦绣织物在殿前焚毁。宫中自后妃以下,一律不得使用珠玉锦绣制成的物品。”后来又发布敕命:“文武百官使用的腰带、酒器、马具,三品以上的可以用玉装饰,四品可以用金装饰,五品可以用银装饰,其余官员一律禁止使用任何饰物。……从今以后全国各地均不得采集珠玉,纺织锦绣织物,违反禁令处以杖刑一百,工匠违反禁令的减一等治罪。”

当年粮食丰收,为防止谷贱伤农,唐玄宗发布敕令,让各州重立常平仓法,江、岭、淮、浙、剑南等地因地势低洼潮湿,不利于粮食储存,不在此列。

唐玄宗开元六年(718),颁布敕命,禁止质量低劣的私钱流通,规定只有重量在二铢四分以上的官钱才可以使用。又下令收缴民间的私钱,熔铸成符合规格的钱。于是京师人心浮动,各项交易几乎停滞。宋璟、苏颋请求让太府拿出二万缗钱来设立南北两市,用于平价收购百姓手中可供官府使用的滞销物品,同时允许东西两京文武百官预支官俸,以便使质量优良的官钱能够流通到民间。

初唐,州县官的官俸都是让当地富户掌管公廨本金而后出利息支付,由于利息高至借一还二,因此有很多人倾家荡产。秘书少监崔沔建议,根据州县官吏应得俸禄总数,在百姓正常赋税之外多收一些,来支付州县官的俸禄。

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宋璟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颋一起建议严厉禁止私铸的劣质钱流通,鉴于江淮之间劣质钱尤其泛滥,宋璟派监察御史萧隐之作为使者前往该地搜查劣质钱。萧隐之执法严酷,所到之处鸡犬不宁,百姓怨声载道。于是朝廷对劣质钱的查禁大为放松,劣质钱再次泛滥。

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初唐,各卫的府兵自成丁开始从军,至六十岁方可免役,府兵家中还须负担各种杂役,长此以往便逐渐贫弱,所以府兵流亡殆尽,百姓也深以从军为苦。张说向玄宗提出一个建议,请求招募壮丁充任禁兵,入伍后不须负担各种劳役,再制定一些优待措施,这样人们就会出来应募。唐代的兵、农分离就是从这时开始。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隋朝末年国有马匹均被盗贼和戎狄抢走,唐朝开国时只在赤岸泽得到三千匹马,贞观年间数目达到七十多万匹。这时在市场上用一匹细绢就能买到一匹马。垂拱年间后,官马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唐玄宗即位时,官马总数只有二十四万匹。到开元十三年,官马数量增加到四十三万匹,官府饲养的牛羊数量大概相当。

当年,东都每斗米十五钱,青州、齐州每斗米五钱,每斗粟仅三钱。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户部报告全国共有7069565户,41419712人。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当初洛阳人刘宗器上书,请求堵塞汜水旧汴口,改从荧泽引黄河水入汴水。唐玄宗任刘宗器为左卫率府胄曹。开元十五年,新渠堵塞不通,唐玄宗将之贬职;又命令将作大匠范安及征调河南、怀州、郑州、汴州、滑州、卫州三万民工疏通旧渠,十天时间即完工。

突厥毗伽可汗派大臣梅录啜入朝进贡。吐蕃侵犯瓜洲时,给毗伽送信,想与突厥一起侵犯唐朝,毗伽将这封信献给唐玄宗。玄宗嘉奖了他,并允许突厥在西受降城与唐朝贸易。唐朝每年用几十万匹丝绸与之交换战马,作为官马的种马,从此以后中国马越来越强壮。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唐玄宗下令,由于民间多私铸钱币,开始禁止私自交易铜铅锡以及铜质器皿。开采的铜铅锡由官府收购。

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全国共有7861236户,45431265人。

(733)关中久雨粮价腾贵,玄宗准备去东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计划这件事。裴耀卿说:“关中是帝业所兴,应百代不变,但耕地少粮食产量低,所以时不时去东都缓解关中负担。臣听说贞观、永徽的时候,朝廷耗费不多,每年从函谷关以东漕运一二十万石粮食,足以周转,陛下可以留在关中。现在用度增加,运送之前的数倍仍不能满足,所以使陛下多次冒着寒暑转移以体恤关中人民。现在如果让司农把粮租都运往东都洛阳,然后转漕运充实关中,让关中有数年的储备,就不用担忧水旱灾害。而且吴人不熟悉漕运,停留时间久,会产生盗窃损失。臣请于河口设置粮仓,使吴船到那送完米就离开,官府自己雇船分别送入河、洛。再于三门东西各设置一粮仓,米送到就储存下来。水险就停止,水通就顺流而下。或者开辟山路,用车运送。不会再停留等待,省数万费用。黄河、渭水岸边都有汉、隋的粮仓,修整并不难。”玄宗很认可。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张九龄请求不要禁止私人铸钱。玄宗敕令百官商议。裴耀卿等人说:“一旦取消禁令,恐怕小人会弃农逐利,钱的泛滥会更加严重。”秘书监崔沔说:“如果对铜征税折为劳役,则官府可铸钱。计算材料成本,加上雇工的费用,私人铸钱就无利可图。这样的办法既简单持久,还可以杜绝欺诈。再说钱的用处贵在通商,不在于谋利,何必靠私人铸钱使钱足用呢?”右监门录事参军刘秩说:“人富有就难以用奖赏劝进,人贫穷就难以用威权禁止。如果允许民间私人铸钱,贫穷的人必定不能铸造,我担心这样贫穷的人会更加贫穷,只能被富人役使;富人会更加富有,而为所欲为。汉文帝时,吴王刘濞之所以富比天子,就是私人铸钱的结果。”于是玄宗打消了这个念头。

玄宗任命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并在河口设置运输场。又于运输场东设置了河阴仓,于运输场西设置了柏崖仓,于三门东设置集津仓,于三门西设置盐仓。又开凿漕渠十八里以避开三门之险。先前用船运江淮地区的米至东都含嘉仓,再雇车陆运三百里至陕郡,大约两斛米运费一千钱。裴耀卿命令江淮地区的运米船都把米运到河阴仓,改用黄河船运到含嘉仓及太原仓,然后由太原仓通过渭水运到关中。三年中共运米七百万斛,节省雇佣车费三十万缗。有人劝裴耀卿把所节省的钱献给皇上,裴耀卿说:“这是公家的赢利,我怎么能借此讨好皇上呢?”全部上奏作为和籴钱。

玄宗在皇苑中种麦子,带着太子等人亲自收割,并且对他们说:“这些收成是用来祭祀宗庙等,所以不敢不亲自耕作,而且还想让你们知道耕种庄稼的艰辛。”之后玄宗又用这些麦子赏赐侍臣,说:“我常派人去了解收成,大多得不到实情,所以亲自耕种看看如何。”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唐朝初年,公主的食邑实封只有三百户,中宗时,太平公主多达五千户,每户最多不超过七个成丁。开元以来,皇妹最多一千户,皇女又减半,每户最多不超过三个成丁。这些公主的食邑收入很少,以至于不能满足车马服装费用的需要。左右侍从说公主的食邑太少,玄宗说:“百姓租赋,非我所有。战士出死力,赏不过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户食邑?且我想让她们知道勤俭。”秋,七月,咸宜公主将下嫁,才加实封至千户。咸宜公主,武惠妃之女也。于是诸公主皆加至千户。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当初唐朝西北边疆数十州驻扎重兵,当地的地租和军队屯田所收的粮食不够吃,开始实行“和籴”[5]的办法。有一个叫彭果的人,通过牛仙客向朝廷建议,在关中地区也实行这个办法。开元二十五年,玄宗下敕书说,因粮食丰收,谷贱伤农,命令按市场粮价增加十分之二三,买东、西畿的粮食各数百万斛,停止当年从江淮地区所运粮食。从此关中地区粮食积蓄充足,玄宗不再去东都洛阳。此前每年要从洛阳运粮食至关中,并在沿途设立粮仓。

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户数8412871户,人口48143690人。西京与东都每斛米价格不到二百钱,每匹绢价格相当。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各边镇共有兵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余匹。开元以前,每年朝廷供给边镇的衣粮,费用不超过两百万钱。天宝之后,边将都上奏增兵,于是镇兵越来越多,每年衣服用布帛一千二十万匹,粮一百九十万斛,费用浩大,百姓生活从此困苦。

户数8525763,人口48909800人。

唐玄宗天宝四载(745),二月,己酉,以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兼河东节度使。忠嗣年少时以勇敢自负,等到镇守一方,只以边境安定为要务,经常说:“太平之将,只应该严格训练士卒,不可耗费国力以邀功名。”有漆弓重一百五十斤,常装在袋中,以示不用。军中日夜思战,王忠嗣多派人侦查敌人弱点。见可胜,然后出兵,所以出必有功。王忠嗣兼两道节度使,自朔方到云中,边陲数千里,要害之地,全部设置城堡。戍边将士认为自张仁亶之后,没有将帅比得上他。

唐玄宗天宝五载(746),唐玄宗任命王忠嗣驻守朔方、河东镇,每当与胡人贸易时,都提高马价,各地胡人听说后,争相把马卖给唐朝,王忠嗣全部买下。因此胡人马少,而唐朝的军马更加强壮。

唐玄宗天宝六载(747),朝廷征发冯翊、华阴两郡的民夫修会昌城,并设置百官衙门。王公贵族争相修建宅邸,以致每亩土地价值千金。

唐玄宗天宝八载(749),玄宗带领百官参观左藏库,并赏赐他们数量不同的布帛。当时州县殷实富裕,仓库中所积蓄的粮食布帛数以万计。杨钊又奏请把各地征收的粮食卖出变成钱帛,并把征收的丁租和地税变为征收布帛运到京城。杨钊屡次上国库充实,古今罕见。因此玄宗带群臣视察,赐杨钊紫衣金鱼。玄宗认为国家富有,钱物丰富,故视金帛如粪土,赏赐贵宠之家,无有极限。

唐玄宗天宝九载(750),当时王公贵族都竞相向玄宗进献食物,所进献的水中和陆上的美味佳肴有数千盘,一盘的费用就等于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

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玄宗命令有关部门拿出粮食、布帛及国库中的钱数十万缗,把东西两市中流行的劣币换回来。先前,江淮地区很多劣币,王公贵族和大商人常常用一个良币换五个劣币,然后带进长安,市场难以承受。李林甫请求禁止劣币交易,让官方兑换,限期一个月,不交官者问罪。商人恐慌,不利于商贸。于是玄宗又下令准许那些不是铅锡铸成和有孔的钱币继续流通使用。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户数9069154户,人口52880488人。

唐肃宗至德元载(756),清河人李萼,二十多岁,向颜真卿借兵,说:“……清河是您西边的邻郡,国家平常把江淮以及河南地区的金钱布帛都积聚于此以供给北方的军队,被人们称为‘天下北库’。现在那里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斛。……”

唐肃宗至德元年(756),第五琦制定食盐专营制度,使国用充足。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元帅广平王李俶率领朔方等各镇兵及回纥、西域各国兵共十五万……唐朝每天供给回纥军羊二百头,牛二十头,米四十斛。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开始铸以一当十的大钱,名为“乾元重宝”,这是根据御中中丞第五琦的建议实行的。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肃宗又命令绛州铸造乾元重宝大钱,并在背部的外郭加上重轮,以一钱当五十钱用。

根据第五琦的建议,铸造了乾元钱、重轮钱,与开元钱一起流通,民间争相私铸,以至于钱轻物重,粮价暴涨,饿殍遍野。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开元钱、乾元重宝与重轮钱流通已久,适逢荒年,每斗米价值七千钱。京兆尹郑叔清抓捕私自铸钱的人。数月间被打死的人就有八百多,但仍不能禁止。肃宗下敕书于京畿道,命令开元钱与乾元重宝都以一当十,重轮钱以一当三十,其余各州仍等待处理。后来又下敕书命令天下的重轮钱,与京畿道一样,都一钱当三十钱。当时史思明也铸造顺天钱和得一钱,一钱当开元钱一百钱,所以叛军占据的地区物价尤其昂贵。

唐肃宗宝应元年(762),代宗下令大小乾元通宝钱都以一当一,百姓这才安心。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自安史之乱以来,汴水淤废,漕运自江、汉抵梁州、洋州,迂回艰险劳费。三月,己酉,以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商议开通汴水。庚戌,又命刘晏与诸道节度使调整赋税徭役,见机行事,事成上奏。当时兵火之后,粮食匮乏,关中一斗米价格一千钱,百姓拾取稻穗以给禁军,宫中厨房也无多余蓄积。刘晏疏浚汴水,写信给元载,详细解释漕运利弊,令全国响应。自此每年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唐朝漕运之能者,推刘晏为首,后来者皆效法于他。

户部统计全国共有290万户,1690万人。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京畿地区麦子成熟,京兆尹第五琦请求征收十一税,十亩田收取一亩田等租税,并说:“这是古代征收十分之一的法制。”代宗许可。

唐代宗大历元年(766),京兆尹第五琦实行十一税,民众颇受税重之苦,很多人流亡他乡。冬至日,大赦天下,改年号大历,十一税全部停用。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下诏增加京官的俸禄,每年约十五万六千缗。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至德初年第五琦开始实行食盐专卖,以补充军事费用,刘晏取代他后,食盐专卖法更加精密完备。开始一年收入六十万缗,到末年收入超过十倍,而百姓并不厌苦。大历末年一年收入达一千二百万缗,盐的收入就占一大半。将盐的收入用于漕运雇工,从长江、淮河至东渭桥,大概一万斛盐雇工费七千缗。自淮河以北沿路设置巡院,不劳烦州县就能完成漕运事务。

根据原有制度,全国的钱帛都收归左藏储存,由太府按四季上报钱帛数额,由比部复合钱帛的收支情况。到第五琦担任度支、盐铁使,当时京城中豪帅很多,索取赏赐毫无节制。第五琦不能制止,便上奏将左藏钱帛悉数贮存于大盈内库,并让宦官管理。皇上也认为如此取用方便,所以贮存的钱帛长期不能再由内库搬出。从此国家的财富收入成了皇上的私人储藏,主管部门不能了解数量多少,无法核查盈亏情况,几乎达二十年之久。掌管内库的宦官有三百余人,都在蚕食内库的财富。其势力盘根错节,牢不可破。杨炎上奏:“财赋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命脉。国家的盛衰安危,无不与财赋相关,所以各朝代都以重臣掌管。即便如此,有时还会有财赋损耗、管理混乱的情况发生。现在让宦官掌握财赋的收支盈亏,大臣都无法知道,朝政的蛀蚀败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请将全国的财赋搬出内库,以便交还主管部门管理。……”德宗当日颁下诏书:“一切财赋交还左藏,采用原有制度,每年在财赋数额内挑选精良的布帛三五千匹,进献到大盈内库。”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德宗开始采用杨炎的建议“估计百姓的人丁财产,定出等级。改变旧税法,实行两税法。将近年来原有和新增的各项征收明目一律取消。在两税外再向百姓收一个铜钱,便以违法论处。”

唐初采用租庸调法,有田便要交租,有人丁便要服庸,有户口便要纳调。玄宗末年,户籍遭到破坏。到至德年间,战事四起,四处征敛逼迫催促,再也没有标准。随意增加课税、巧立名目,毫无限度。富足人家人丁多,通过做官当和尚得以免除税赋;而贫困人家没有逃避的方法。因此富户负担轻而贫户难以负担。征税官员又趁机倾吞,百姓难以承受,大都流亡成为浮户。留下了的本地百姓不足百分之四五。杨炎建议两税法:首先计算州县每年所需费用和上缴朝廷的数额。无论主户、客户,按现居地制定成册;无论成丁、中男,按贫富状况划分等级;流动经商的人,在所居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他们与定居民户一同纳税,不能逃避。定居百姓的税赋,在夏秋征收两次。租庸调等全部省去,征税事务由度支统一掌管。

共有3085076户,征收税钱10898000余缗,征收谷物2157000余斛。

唐德宗建中三年(782),两河地区开战,每月消耗钱财一百余万缗。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建议:“……向收入超过一万缗的富商征用超过万缗的钱财。”长安城中一片愁苦,最后只得到二百万缗,而百姓已经被敲诈的财力枯竭。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开始实行税间架法和除陌钱法。根据制度,各道军队开出本道一概由度支提供给养。德宗优待体恤士兵,每当出道增加酒肉供给。士兵在本道的口粮仍然拨给他们的家庭,一人可以得到三人的给养。将士愿从中获利,于是各自出军,才越过本道便停下,每月消耗钱一百三十余万缗,税赋无法保证供给。判度支赵赞于是上奏实行税间架和除陌钱二法。所谓税间架法,每房屋两架为一间,上等房屋征税两千钱,中等的征税一千,下等的征税五百。吏人进入百姓家中计算应征税额。有些住宅房屋多而没有其他资产的人家,缴的税动辄数百缗。敢于隐藏一间房屋的,杖责六十,奖赏举报者钱五十缗。所谓除陌钱法,就是凡公家私人所给予和买卖所得的钱,官府每缗钱收取五十钱。对于给予其他物品和以物易物得到的,估计钱数进行收取。敢于隐瞒钱一百的,杖责六十,罚钱两千,奖赏举报人钱十缗。愁苦怨恨之声远近皆闻。

朱泚叛乱,占有朝廷府库后,不惜用金帛取悦将士,对留在长安城中的公卿家属每月支付薪俸。……每日耗资巨大。但及至长安平定,朝廷库存仍有剩余资产,看到的人都怨恨有关部门的横征暴敛。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关中粮食耗尽,禁军有的摘下头巾在路上喊道:“把我困在军中而不给粮,我是罪犯吗!”德宗非常担忧。等到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州,李泌上奏。德宗大喜,急忙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州,咱们父子得生矣!”当时宫中不酿酒,德宗命人到集市买酒庆祝。又派中使告诉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当时连年饥馑,兵民都瘦黑。这时麦子初熟,市井有醉人,以为是好兆头。人突然饱食,死者五分之一。数月之后,军民肤色才恢复。

唐德宗贞元三年(787),李泌向德宗说,征发关东士兵17万人,全年食用粮食204万斛,每斗粮食150钱,共计钱306万缗。由于国家遭逢饥荒战乱,无暇计议恢复府兵,因此向德宗建议:“如今吐蕃人长期居住在原州和会州一带,用牛运输粮食,粮食吃光后,牛就没有用了。请调出左藏中质地变坏的丝帛,染成花色斑斓,通过党项人将它们卖给吐蕃人。每换一头牛不过需要二三匹丝帛。算来拿出十八万匹丝帛,可以换来六万头牛。再命令各冶炼厂铸造农用器具,买进麦种,分别赐给边疆的军镇,募集戍边的士兵,让他们耕种荒田。与他们约定明年麦子成熟后加倍偿还所用的种子,对剩下的粮食,按照时价加成1/5由官府购买。来年春天还用这种办法。关中土地肥沃,荒废已久。初种必然会有丰厚的收获。戍卒从中得到好处,耕种的人便会逐渐增多。边疆地区的居民稀少,将士们每月吃官府供应的粮食,他们所收获的谷子、麦子无处去卖,价钱必然下降。所以,虽然官府提价收购,实际却比今年粮价低得多。

李泌又建议:“戍守的士兵靠屯田富裕起来,便会安心留在当地,不想回去。根据旧制,戍守的士兵三年轮换一次。到三年将满时,下令愿意留下的士兵,将他们所开垦的田地作为永业田。家人愿意来的,原籍所在官府发给沿途提供食品的文书遣送他们。……采用有关府兵的制度管理他们,这样就可以使关中地区从困苦穷乏变为富庶强盛。”不久,屯戍的士兵响应,愿意留下屯田的有十分之五六。

自从兴元年间,这一年的年景最好,米一斗值150钱,粟一斗80钱。德宗颁布诏令在丰收的地区和籴。德宗在新店打猎,来到农民赵光奇家。德宗问,老百姓高兴吗?赵光奇说,不高兴。德宗问,粮食丰收还不高兴吗?赵光奇回答说:“诏令没有信用。以前说两税之外没有其他徭役,现在不属于两税的搜刮比两税还要多。和籴实际是强夺粮食,还不曾见到一个钱。开始说官府买进的谷子和麦子只需在道旁交纳,现在却让送往京西行营,动不动就是几百里,车坏马死人破产,难以支撑下去了。”

唐德宗贞元八年(792),陆贽进言:“按旧制,由于关中费用浩繁,每年都需要从东部运米,以至于有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说法。……如果粮食不足而钱财有余,便应该延缓钱财积累,而务必使粮仓充实;如果粮食有余而钱财不足,便应该推迟储备粮食,节省使用货币。近些年关中地区连年丰收,公家储备的粮食充足,能够供应好几年。今年夏天,江淮地带雨水成灾,粮食贵了一倍,很多人流亡他乡沦为雇工。关中地区因为谷物跌价,损害了农民利益,应当提高粮价收购,但没有钱。江淮地区因谷物昂贵,百姓困窘,应当降低粮价出售,但没有米。现在反而将江淮地区所缺少的粮食运出,用于增加粮食有余的关中地区。……如今江淮地区一斗米价值一百五十钱,运送到东渭桥,雇运的价格每斗大约二百钱。在京城价格尤其低贱。根据市司公布的本月价格,一斗米的售价为三十七钱。耗费了米价的十分之九,让江淮地区百姓挨饿,却又损害关中地区农民的利益。像这样办事可以说是严重失误。不久前,每年从江、湖、淮、浙运米一百一十万斛,储存于太原仓,剩下的四十万斛送到东渭桥。现在河阴仓和太原仓仍存米三百二十多万斛,京兆府所属各县每斗米不过七十钱。请让江淮地区明年只运送三十万斛到河阴,再让河阴、陕州运送到东渭桥。将江淮地区少送的八十万斛委托转运使,每斗定价八十钱运往发生水灾的地区出售。可得钱六十四万缗,减少运费六十九万缗。请让户部拿出钱二十万缗,交给京兆府,让京兆府收购粮米,弥补东渭桥缺运的数额,可以每斗定价一百钱,使农民得到好处。再拿出钱一百零二万六千缗,交给边疆军镇,让各军镇收购十万人一年的粮食。剩下十万四千缗钱,可以充当明年和籴的本钱。”

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开始征收茶叶税。凡生产茶叶的地方,要估算茶叶的价值,收取十分之一的茶叶税,这是盐铁使张滂的建议。从此后,每年征收茶叶税40万缗,但不曾用来救济水旱灾害。张滂又上奏,坏人将钱融化铸成铜器借以求利,请禁止铸造铜器,可以开采铜矿但不得私自买卖。

唐德宗贞元十年(794),陆贽请求节省财税,共有六条:

“第一条,论述两税法的弊端。旧法采取租庸调。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田地一百亩,每年交纳粮食二石,称作租。每户按照土地生产的不同产品,交纳绢、绫,一共二丈,丝绵三两;不养蚕的土地,交纳棉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当承担的徭役,则是收取雇人代役所应付的佣金,每天交纳绢三尺,称作庸。……财富的产生,一定是由人力造成的,所以先代君王制定税赋收入一定以成年男丁为依据。不因致力耕耘而增加税收,也不因停止种植而减少,人们便愿意多加种植。不因产业扩大而多加征收,也不因寄居他乡而免去纳调,人们便稳定居住。不因勤勉而加重徭役,也不因懒惰而免除纳庸,人们便辛勤劳动。……两税法,只以资产为依据,不以人丁为根本。……

第二条,请求以布帛作为两税征收的税额,不以钱数计算。大凡国家的赋税,必须估量人们的承受能力,根据土地出产的实际条件来加以制定。因此国家征收的赋税,只有布、麻、丝织品、丝绵和各种谷物。先代君王怕物品的价格贵贱失衡,又制定了钱币制度。……谷物与丝帛是百姓生产的,钱财货币是官府制造的。……两税法只估计财产来规定征税的等级。……大凡土地生长物产的能力是有最大限度的。因此,索取物产有限度,使用物产有节制,才能经常充裕,否则就会匮乏。生长物产的丰饶与衰歉是由上天决定的,消费多少是人决定的。所以圣明的君王立下法规,估计收入的情况以制定支出的计划。即使遇到灾害,民间也不会困顿。在政治与教化衰败后,却恰好与此相反,根据支出的情况制定收入的计划,并不考虑没有这些收入。夏桀拥天下的物产,但还是不够用。商汤使用七十里地的物产,但还是有剩余。这说明物产使用的盈余与亏耗在于有无节制。……”

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德宗在奉天时财政窘迫困乏,所以回到宫廷后尤其注意搜刮财货。许多藩镇凭借进献贡物来换取德宗的恩宠,贡物都称作“税外方圆”,也称作“用度羡余”,实际上有的是从固定税收中留取的一部分,有的对百姓增加征税数额,有的削减官吏的俸禄,有的贩卖瓜果蔬菜。经常是藩镇官员中饱私囊,真正进献上去的只有十分之一二。

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之前宫廷中命令官吏购买外面的物品,随时付给购物的价钱。近年来任命宦官为使者,称作宫市,低价购入物品,逐渐与物品价值不相符合。在此之后,不再行使文书。宦官在长安东西两市及当地要冲、繁华热闹的街巷,安排了好几百个四处张望、白拿别人物品的人,被称作“白望”。“白望”到处查看人们卖的货,只要自称是宫市,人们便只好把货物拱手相送。人们也难以分辨真假,也没人敢质询他们的来历和谈论价格高低。他们一般用价值一百钱的物品换取人们价值好几千的物品。经常用染上红色、紫色的陈旧衣物和变坏的丝帛,按照尺寸撕下来付给卖主,还要勒索所谓进奉门户钱和脚价钱。人们带着物品到市场上,甚至有人空着手回家。他们名义上叫做宫市,实际上却是强夺。如果商人有好的货品,都暗中藏起来。每当宫廷使者出来,即使是卖汤水面饼的人,也都停止营业,关门闭户。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李吉甫统计在编人口144万户,供给的军队83万人,每两户供养一个士兵。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民间需要交纳三项赋税,第一项是进献朝廷的赋税,第二项是送交镇使的赋税,第三项是留在本州的赋税。建中初年实行两税法,使商品价格提高而货币贬值。在此之后,商品价格下跌而货币升值,百姓交纳的赋税比当初多了一倍。其中留在本州的与送交镇使的赋税,各地又降低都省规定的物价而按照实际物价征收,以加重对百姓的征敛。

唐宪宗元和六年(811),任命金吾大将军李惟简为凤翔节度使。李惟简认为边疆将领应周密设防,积蓄资财和粮食,等待敌军到来。不应当着眼小利惹起事端,窃取朝廷赏赐。他禁止人们随便进入吐蕃境内,同时购买耕牛,铸造农用器具,以便供给没有耕牛和农具的农民。结果增垦田地数十万亩。刚好连续几年丰收,公私都有余粮,商人将粮食贩运到外地出售。

李吉甫上奏:“秦朝到隋朝的十三个朝代,官员的数量没有比我朝更多的。天宝年间后,中原地区的军队约八十多万人,商人、僧道等不从事农业等占人口十分之五六。这是以十分之三劳苦的人去奉养十分之七不织而衣、不劳而食的人。现在朝廷内外需要税赋供给薪俸的官员不少于一万人。……”

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李绛奏称,振武、天德周围的良田可达一万顷,请求开设屯田,唐宪宗听取了他的建议。李绛命令度支使卢坦经营规划所需费用。四年时间里,开辟田地4800顷,收获谷物4000多万斛,每年节省度支拨钱20多万缗。

同年,李绛对宪宗说:“边防军队空有数额,实际没有那么多士兵,白白消耗衣服与口粮。将帅们只知道假公济私,使唤士兵,积聚物资钱财,用以结交有权势的人,却不曾训练士兵,防备意外发生。”当时,受降城的士兵名册有400人,到了与天德军移交兵员时,只有50人,军用器具只有一张弓。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自从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以来,钱的价值越来越高,而商品的价值越来越低。百姓纳税的数额比建中元年实际高出三倍之多。户部尚书杨於陵认为:“钱是用来衡量货物价值的东西,天下商人贩运买卖,无处不有,所以钱也应四处流通,不应蓄积一处。现在百姓缴纳的钱,都收藏在官府仓库。另外,开元时期全国铸钱七十多炉,每年收入一百万缗。而现在铸钱只有十几炉,每年收入才十五万缗。这些钱又大多集中于商人和夷狄的手中。还有,大历年以前,淄青、太原、魏博商品交易兼用钱和铅、铁,岭南则兼用金银、丹砂、象牙,现在都统一用钱。这样一来,钱的价值怎能不高,实物的价值怎能不低呢?现在,应当下令全国纳税的人都交纳粮食和布帛,增加铸钱而禁止蓄积以及钱流出塞外。如果这样,钱就会逐渐多起来。”朝廷采纳建议,下令以后两税都交纳布、丝和丝棉,唯独盐、酒专卖仍然用钱。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横海的治所沧州在经过多年战乱后,骸骨遍地,城野空旷,户口流失,人口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三四。唐文宗任命卫尉卿殷侑为齐、德、沧、景节度使。殷侑赴任后,与士卒同甘共苦,招抚百姓,鼓励耕田植桑,流散的百姓渐渐回乡。此前本军三万人的军需都由朝廷度支供给,殷侑任职一年后,依靠当地的租税收入,已能供给一半军需;两年后全部自给,请求度支停止供给;三年后户口大增,仓库充盈。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郑注自认为有治理国家的才智方略。文宗问他能够使百姓富裕的方法,郑注无言以对,用实行茶叶专卖制度来应对。文宗于是任命王涯兼任榷茶使。王涯知道茶叶专卖不妥,但又不敢违背,百姓因此大受其苦。

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天下户口总计4996752户。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刘从谏对昭义境内的马场和商业实行专卖,每年收入钱5万缗。盐铁专卖每年收入也有几万缗。目的是为自己以后割据做准备。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唐武宗下诏赐给义武粟米30万斛,存放在飞狐之西,从飞狐将这些粟米运至义武镇,所需费用超过粟米本身价值。全国共有4955151户。

唐宣宗大中五年(851),自从唐文宗太和年间以来,每年漕运到京师的江淮地区的大米不过40万斛,路上遭受官吏和士卒的偷盗侵吞以及船只沉没,运米船到达渭仓的不到十分之三四。

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度支奏告唐宣宗,每年收纳的钱925万缗,其中550万是租税,82万是酒专卖的税,278万是盐利。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商州刺史王枢因军府库和州府库空虚,下令减少唐德宗以来的用税物折钱、使输米粟的折籴钱,让民户交已升值的钱纳税,引起民变。自从唐懿宗以来,奢侈费用一日甚过一日,加上用兵不息,加给人民的赋税也愈加繁重。民变层出不穷。

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唐僖宗颁布诏书,以东都洛阳军粮储备不足,向商人富家借贷粮食,以便能供数月的费用,能出资的给予官职。但当时连年旱灾、蝗灾,以及盗贼充斥,农桑毁坏大半,租赋都难以足数。各家储备空虚,竟然没有人出来资助。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左仆射于琮提到:“广州有市舶司,每年蕃船往来,聚集大量的宝货……”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神策军士兵都是长安富家子弟,贿赂宦官挂名军籍以获得优厚的赏赐。

唐僖宗光启二年(886),黄巢离开长安时曾放火焚烧宫殿房舍,各道官兵进入长安后大肆抢掠,焚烧官府、寺庙和民房有十分之六七,经王徽多年修补仅完成十分之一二,李克用逼近长安时再次遭到作乱军队的抢掠,几乎荡然无存。

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广陵城内的人竞相带着珠宝玉器黄金绸缎到张雄的军营换取粮食,一个通天犀带只换得大米五升,一条锦缎被子只换得粗糠五升。

唐昭宗景福元年(892),淮南一带遭受战乱六年,当地士人和百姓辗转迁移几乎走光。杨行密刚到时,赏赐将领官吏,布帛不过几尺,钱不过几百。可是杨行密能够勤俭保证军中供应。除非因公设宴,他自己从不举办歌舞声乐。杨行密招收安抚流离失所的人们,减轻徭役和赋税。没有几年的功夫,官府和人民都富有起来,几乎恢复的盛世的状态。

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唐昭宗对韩偓说:“崔胤虽然竭尽忠诚,但比你多用心机权术。”韩偓回答:“凡治理天下的人,万国都耳目专注,哪里能够用心机权术欺骗蒙蔽他们呢?不如推心置腹直截了当。这样,虽然按日计算不充足,但按年计算就有剩余。”

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湖南判官高郁请求允许百姓自己采茶卖给北方的客商,征收赋税来供给军队。楚王马殷听从。七月,马殷奏请在汴州、荆州等地设置名为“回图务”的贸易场所,运茶到黄河南北,卖茶换回丝棉织品及战马,并且每年进贡茶叶25万斤。后梁太祖允许,湖南因此富足。

后梁均王贞明三年(917),晋王回到晋阳。由于连年出征,军府政事一律委托监军使张承业办理。张承业积极督促农桑生产,储备钱粮,收买兵马,征收赋税,执法严格,从不宽容权贵亲戚。因此晋阳城内平静,军饷不缺。晋王有时需要钱去博戏或赏赐给乐官伶人,张承业吝惜不给,晋王也拿不到钱。

后梁均王贞明四年(918),徐知诰总管吴朝政事。此前吴国征收丁口钱,又要按照耕种的田地亩数交钱,以致钱重物轻,百姓感到十分困苦。宋齐丘劝说徐知诰:“钱不是耕种养桑可以得到。现在让百姓交钱,就是让百姓舍本逐末。请求免除丁口钱,其余的税钱全部折合谷帛交纳,细绢每匹值一千钱的可以当三千税钱。”有人说:“这样下去朝廷每年失掉的钱就有亿万。”宋齐丘说:“哪里有百姓富足了国家还贫困的呢?”徐知诰听从了他的意见。从此以后,江淮空旷的土地也全部开垦出来,遍野都种上了桑柘树,国家因此富足。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楚王马殷得到湖南时,不征收商人的税,因此四面八方的商人都聚集于此。湖南盛产铅铁,马殷采纳了军都判官高郁的策略,把铅和铁铸造成当地使用的货币。商人离开楚境,这些货币就没用用处。所以商人们都用钱买成其他货物带走。这样就能够用境内剩余的东西换成天下的各种货物,楚国因此富裕起来。湖南的百姓不从事桑蚕业,高郁就命令交税的人们以绢帛代替钱,不久民间的丝织业就盛行起来。

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孟知祥曾多次和董璋争夺盐利,董璋唆使商贩将东川的盐贩入西川。孟知祥对此十分忧虑,在汉川设置了三个场地征收盐商的重税,一年得到税钱七万缗。从此盐商不再到东川贩盐。

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后唐禁止铁锡钱流通。当时湖南专用锡钱,一个铜钱值100个锡钱。锡钱流入中原,法令难以禁止。

同年后唐开始在沿边界的地方设置市场买党项马,不再让他们送到洛阳。此前,党项人都把马送到洛阳,以贡马为名,官员估价付钱给他们。加上供给食宿,每年的耗费约五十万缗。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鸿胪少卿郭在徽奏请铸造当五千、三千、一千使用的大钱,朝廷认为这种指虚为实的主张是没有见识的胡说,把他贬为卫尉少卿。

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后唐允许百姓自己铸造农具和杂铁器,每有田二亩,夏秋季纳农具税三钱。

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后唐范延光、冯赟奏称:“西北各族胡人卖马往来穿梭,每天用于换马交易的绢不少于五千匹,计算起来耗费国家费用达十分之七。请朝廷委派边疆镇所,选择胡人马匹中优良的发给价券,价购多少按数上报。”

后唐璐王清泰元年(934),后唐末帝李从珂从凤翔出发时,答应到洛阳后给士兵每人赏钱一百缗。到洛阳后询问三司使王玫府库中的情况,回答说有数百万库存。接着派人查实,金钱和布帛不过两、三万匹。而赏军费用需要五十万缗。末帝发怒,王玫请求聚敛民财来补足。收集了几天,只得到数万缗。官员后来又建议根据房屋来筹措,不论自己居住还是租住,预借五个月的租金数。末帝按此实施。

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高祖任用桑维翰兼枢密使。当时后晋初得天下,藩镇大多不服从,或者服从但不安定。多年征战,官府府库的财物已经用尽,民间生活困苦,契丹的索要无穷无尽。桑维翰劝说高祖安抚各地藩镇,用谦卑的言语和丰厚的献礼结好契丹,训练士卒、修缮兵器来进行武备,勤务农桑充实储备,通畅商贸来丰富财货。几年之间中原已稍见安定。

后晋高祖天福三年(938),敕令禁止民间制作铜器。后唐时期有36个冶铜所铸钱。战乱以来都废弃了。而钱日益耗费,民众往往销毁钱来制作铜器,因此加以制止。

后晋金部郎中张铸上奏说:“我看到乡村中的流民,并非不愿耕种,也并非不愿安居乐业,只是因为他们种树还不到十年,垦田不足三顷,将要成为生计之业时,就要被县里征收供应徭役,还课以重税,用严酷的刑罚震慑他们。因此,这些流民才会舍弃产业,另谋出路。请求从今以后,民众垦田五顷以上的,三年之后才付徭役。”高祖采纳。

整个后晋高祖时期,同契丹没有纠纷。所输送的金帛,大致相当于几个县的田租赋税。并且往往借口说民间困乏,不能满额送到。

同年,高祖敕令,允许公私自铸铜钱,但不得掺杂铅铁,每十钱重一两,用“天福元宝”作文字。由盐铁使司颁行钱模作规范。仍禁止私自制作铜器。后来考虑到铜料难得,不再要求轻重,只要满足钱币流通需要即可。

后晋高祖天福四年(939),高祖敕令:“以前天下公私铸钱,现在私铸钱币多用铅锡,而且小弱缺薄,应该加以禁止。专门由主管部门铸造。”

后晋高祖天福七年(942),过去黄河南北各州官府私自贩卖海盐,每年收入钱17万缗,又散派养蚕抱茧的盐来搜刮民众。奏事的人上言说民众因卖私盐而犯法抵罪的人很多,不如听任他们自行贩卖,而把每年官府所卖的钱数直接用赋税形式征收,叫“食盐钱”。晋高祖听从,盐价马上下降,每斤只卖十个钱。这时,三司使董遇想增加赋税,便加重向盐商征税,经过的每斤盐收七钱。盐商渐绝,官府恢复贩盐,但“食盐钱”照旧征收。

后晋齐王开运元年(944),由于契丹入侵,后晋国家财政更加枯竭,便又派遣使者36人到各道搜刮民间财物。赐给每个使者尚方宝剑,授予斩杀大权。这些使者带着众多随从,拿着锁链刑杖进入民众家中,小孩大人都很害怕,想要求死都无路可走。这些州县的官员趁机为非作歹。

后晋齐王开运二年(945),出帝自从阳城获胜,认为天下太平,更加骄奢淫逸。各地进贡的奇珍异宝,统统归入内府。大量制造器具玩物,扩建宫室、装饰后宫,近代各朝望尘莫及。

后晋齐王开运三年(946),吴越王钱弘佐建议铸铁钱以增加将士们的俸禄,他的弟弟牙内都虞候钱弘亿劝谏:“铸铁钱有八条害处:新铁钱一发行,铜钱会流入邻国;铁钱在我国使用却不可在别国使用,商人不用,百货就不能流通;采铜被严格禁止,百姓尚且私铸铜钱,每家都有铁锅、地里有铧犁,私铸铁钱必然多;闽人铸造铁钱而灭亡,不值得效仿;国家财力很充足,铸铁钱显示国库空虚;赐予俸禄本有常数,无故增加会诱发贪心;一旦钱法改变酿成弊端,不能马上恢复;……”

后汉隐帝乾祐二年(949),吴越王招募农民开垦荒地,不收赋税。因此吴越境内没有闲弃的农田。有官员请求查纠百姓户籍上遗漏的男丁来增加赋税,并申请自己来掌管此事。钱弘俶令人在都城大门杖打他。国人都很高兴。

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后周太祖颁发敕令:“规定每年民间所进贡的牛皮,减免三分之二。每十顷田,征税收取一张牛皮,其余的任凭百姓自己使用以及买卖,只是禁止卖给敌国。”此前,战乱时期禁止百姓私自买卖牛皮,全部交给官府接受偿值。唐明宗时,官府只用盐偿还牛皮。后晋天福年间,连盐都不给。后汉法律规定,私自动用一寸牛皮的处死,然而民间日用实在不可缺少。后周太祖知道其中弊端,因此革除。

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前代屯田都在边疆,由卫戍的士兵耕种。唐末,中原驻扎军队,所在之处设置营田耕种。以后又招募富户耕种让他们交纳租税。户部另外设置机构总管,不隶属于州县,有的壮丁多而无徭役,有的收容庇护奸人盗贼,州县无法追究。后梁太祖进击淮南,抢掠到的牛千万计,提供给东南各州农民,让他们每年交租。自此经过几十年后,牛死而租不免,农民深受其苦。后周太祖知道其中弊端,颁布敕令:“全部取消户部营田事务,将耕种营田的农民隶属于州县。他们的田地、屋舍、耕牛、农具,同时赐给现在的耕种者作为永久产业,全部免除牛的租税。”这一年,户部增加3万多户人口。农民既已得到田地作为永久产业,方才敢修葺房屋、种植树木,获取地利数倍于以前。有人说:“营田中有肥沃富饶的,不如卖掉,可以得钱数十万缗来充实国库。”后周太祖说:“利益在农民那里,如同在国家一样,朕要这些钱干什么?”

后周太祖显德元年(954),当初,宿卫之士,历代相承,务求姑息,不再筛选,恐伤人情,因此老弱者居多。但骄纵不听命,实不可用,每遇大敌,不是逃跑就是投降。各朝失败,亦多由此。周世宗因高平之战,才知其弊端。癸亥,对侍臣说:“凡兵务精不务多,现在以百名农夫不能养一名甲士,怎么能用人民的血汗,养此无用之物!而且勇健懦弱不分,如何激励士兵!”于是下令大力精简各军,精锐者升至上军,羸弱者除名。又因为骁勇之士多各诸籓镇所有,下诏招募天下壮士,全部送到京城,命赵匡胤选其优秀者为殿前诸班。各骑军步兵,命令将帅挑选。从此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

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后周世宗因为漕运自从后晋、后汉以来不给“斗耗”,负责运送的官吏不少因为耗损造成粮食亏欠而抵死罪,下诏令每斛粮食给损耗一斗。

同年,后周世宗因为朝廷长久没有铸造铜钱,民间许多人销毁钱币做成器皿和佛像,铜钱越来越少。九月敕令开始设立机构采集铜铸造钱币。除了朝廷的礼器、兵器以及寺庙道观的钟磬铙钹之类准许保留,其余民间的铜器佛像五十天内送交官府,付给等值的钱。逾期不交,五斤以上的判死罪,五斤以下的按律判罪。

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南唐自从淮上用兵及割让江北,臣服于后周。每年按时贡献,府藏空竭,钱越来越少,物价腾贵。礼部侍郎钟谟请求改铸大钱,一个大钱当五十小钱。中书舍人韩熙载请求铸铁钱。南唐后主开始皆不从,钟谟多次陈请,于是照办。当月,开始铸以一当十大钱,文曰“永通泉货”,又铸以一当二钱,文曰“唐国通宝”,与开元钱共同使用。

 

[1] 缗,一千钱。

[2] 算,一百二十钱。

[3] 即每串九十钱算做一百钱。

[4] 即每串一百钱。

[5] 和籴是北魏至明清政府强制收购民间粮食的官买制度。北魏至中唐,和籴寓有聚米备荒、赈济灾民之意。中唐以后,强制配购性质日趋浓重。至宋,成为括粮养兵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