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小康的中国智慧》

编辑时间:2021-03-12   阅读次数:805775

科技智慧篇

——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智慧小康

 

一、字节“跳动”乡村,培养新农人

未来5年预备培养10万名新农人。

金秋10月,经常出现在“果小五”直播间的苹果红了。品牌创办人杜小斌格外忙碌,将产自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一车车苹果,发往全国各地。

湖南涟源的酸枣远在上千公里外,也到了成熟期。10月下旬,“湘野红姐”龚红玉,在位于涟源市伏口镇老家,一天内卖出10万单湖南特色小吃紫苏酸枣。

两位内容创作者素不相识,同在字节跳动旗下包括抖音、今日头条等平台上,以短视频、直播等形式,两人将家乡的农副产品带到天南海北,村野乡间的味道飘向全国。

字节跳动这一新崛起的巨头,已陆续推出山货上头条、扶贫达人培训计划等扶贫项目,帮助杜小斌、龚红玉这样的创作者,以优质内容连接用户,让特色农产品飞出大山。

归乡的年轻人

杜小斌的家乡位于甘肃省庄浪县,一度是国家级贫困县,直到2020年3月才实现脱贫摘帽。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小城,盛产梯田红富士苹果,以家乡特产创业,也有几分偶然。

2014年大学毕业后,杜小斌与同学一起创过业,失败后又到公司上班,刚巧所做的事情均与农产品相关。2017年,家人邮寄两件家乡苹果,经验丰富的他发现商机,感觉家乡苹果挺有特点,认真去做,能做出一番成绩。

考虑一段时间,杜小斌决定回乡创业,“陕西洛川苹果、新疆阿克苏糖心苹果都比较有名,我们家乡苹果不比其他地方差”。

他告诉《21CBR》记者,起初归乡的计划,是以网络平台推广家乡苹果,“线下推广比较困难,网络上只要找到引爆点,一下子能让更多人知道”。

想象很美好,现实却很骨感。乡里人对网络接受度很低,特别是在家务农的人年龄偏大,通常四五十岁以上,认为网上都是骗人的,挣不到钱。

回乡初期,杜小斌只能一点点摸索,设想以电商的方式销售苹果,但在传统大型电商平台效果并不好,后来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寻找市场,同样没有出路。他以传统电商模式没赚到钱,开始尝试在今日头条发布介绍家乡的内容,利用平台的扶持政策,试着朝自媒体内容的方向摸索销售苹果的新路径。

2017年11月——差不多在杜小斌归乡创业的同时,字节跳动推出了第一个扶贫项目——“山货上头条”。北京字节跳动副总裁李涛告诉《21CBR》记者,该项目基于今日头条的平台,旨在帮助打造农产品品牌,拓宽流通渠道,促进农产品消费。

杜小斌的摸索固然艰辛,家人并不反对。相比之下,龚红玉在2019年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返回家乡进行农村题材内容创业,面临更多来自家庭以及周围人的压力。

“我回来是陪奶奶,接她到乡里住,天天种地种菜,村里有人就说,果然读书没用,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回来当农民。”

龚红玉告诉《21CBR》记者,她是村里走出的少数重点大学毕业生之一,曾将父母接去城里生活几年,也是村里的骄傲,现在归乡创业,连父亲也看不懂。去办理相关证件时,别人觉得她是个骗子,“城里面过得好好的,回到乡村里面来做什么?”

2019年父亲节时,龚红玉送了父亲一台太阳能灯,言外之意,创业期“要再照亮我一下”。面对邻居的风言风语,父亲有纠结,最后还是给予了支持。每天早上打开西瓜视频、抖音,看看女儿前天熬夜剪出来的素材,关注账号涨了多少粉丝,不评论,会点个赞。

龚红玉在电视台做了7年导演,离职后,去北京一家游戏公司担任内容总监,起初非常自信,自认为回乡制作“三农”题材驾轻就熟。

事与愿违,从拍纪录片切换到拍短视频,龚红玉的三农内容,在抖音、西瓜视频等平台,创业遇到瓶颈。

为了帮助贫困地区创作者更快掌握抖音等平台的运营技巧,字节跳动发起了扶贫达人培训计划。一位在头条学院扶贫达人培训班的助教,带过30个新媒体班、接触近3万名学员后,这样总结道:扶贫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贫困地区本身产业基础最薄弱,市场化效率也最低,每个环节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据该字节跳动员工观察,这些地区的内容电商创业者,面临一系列典型的困境:手机设备落后,无法拍摄高清晰度的作品,难以产出优质又吸引人的内容;大部分农产品没有规模化量产,无法获得经营许可证、食品检验检测报告,没有这些资质,又很难在今日头条和抖音开店;快递没有进村,发货不方便,这对水果等生鲜产品来说,简直是灾难。

杜小斌与龚红玉虽然年轻,也有拍摄视频的经验,在平台运营等方面却也是新人,同样需要培训。

出村的农产品

2018年8月,杜小斌正朝着内容电商转型,他了解到字节跳动的扶贫培训课程后,参加了一期扶贫达人训练营,学习新媒体内容创作和营销方法。

“我具体深入了解了今日头条的产品,学到一些运营方法,也认识好多做头条的小伙伴。”为期一个月的课程,杜小斌学到了关于拍摄、标题等知识,也与平台和一批达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效果立竿见影,参加完训练营,杜小斌在三周时间卖出了2825单,销售额达到13万元,他很好地把握住了平台红利。

电商渠道价格较稳定,账期也短,杜小斌以有竞争力的价格,从乡亲们手中收购苹果,种植规模小的农户,也有了销路。截至2019年底,杜小斌运营的“果小五”账号,帮助家乡销售苹果20万斤,带动50多户贫困户增收。

李涛总结说,字节跳动的扶贫工作,围绕“人、物、景”三要素开展。

在“人”的方面,字节跳动成立专门的培训团队,发起“扶贫达人培训计划”等项目,为乡村青年提供新媒体运营培训,目前,头条学院的该项计划,已为来自全国贫困地区的7.7万名乡村青年提供培训。

在“物”的方面,依托“山货上头条”项目,帮助贫困地区打造农产品品牌,带动销售,已重点打造花垣十八洞猕猴桃、四川古蔺脆红李等20款农产品品牌。

在“景”的方面,抖音“山里DOU是好风光”项目,帮助多个贫困县打造成名片,带动游客增长,已在河南栾川、山西永和、四川稻城亚丁等9个贫困县落地,截至2019年末,曝光超过55亿次。

2019年8月,龚红玉也参加了“扶贫达人培训计划”,最大收获当属基于“数据”制作内容,“在数据基础上,重新构思每一个内容,思路从那个时候拓宽了,涨粉慢慢就起来了”。

这个“不服输”的回乡青年,学习平台运营知识,注册电子商务公司,也慢慢获得周围邻居的认可。

娄底涟源多山,地处偏远,贫困人口多,扶贫任务重,在湖南属于脱贫难度较大的地区。在龚红玉的老家,红薯等初级农产品出不了山,也卖不出好价格,2019年,她却帮助乡亲们卖了8万多斤。

“我就答应村民,只要今年、明年还种,就继续帮他们卖。”红薯成熟季节,龚红玉与家人一起开着三轮车,将乡亲们的红薯拉到家,再请邻居帮忙打包发给用户。

乡亲们热热闹闹聚在龚家门口,为一笔笔电商订单忙碌,他们多了一份收入。龚红玉说,看到这样的场景,挺开心,她已不满足只卖红薯、翠冠梨等当地农产品,抖音小店的品类延展至特色零食等,已覆盖湖南全省,后续准备向省外扩展。

“所有的产品我先试吃一遍,挑出质量好的去谈,口味也会自己进行调整。”龚红玉自学了食品添加剂等相关知识,调完味道后请粉丝试吃,符合大众口味后,才会在抖音小店上架。

龚红玉说,内容电商的形式,更能帮助当地传统食品企业升级产品,有企业通过她了解到当地某款产品后,直接找到供应商下了数百万的订单。

汹涌的新农人

经过两三年摸索,杜小斌、龚红玉已成为字节跳动旗下平台上的优质创作者,店铺销量也不断上涨。

“直播电商主要在于场景设置,我们总结过,室内直播和果园直播转化不一样,即便人气一样,果园直播下单也会更多。”杜小斌称,苹果未成熟时,今年他以果园直播的方式,策划了一场预售活动,2天的销售额达到30万元。

杜小斌的团队共有三人,苹果主要在字节跳动旗下平台销售,抖音的占比超过六成。与之前上班相比,现在的收入相差无几,杜小斌却非常有成就感,他收获了更大的影响力,当地官员还走进他的直播间,为家乡苹果代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选择回乡,向他学习抖音电商运营技巧。

龚红玉创办的公司尚未盈利,处在投入期,她已将内容电商当成自己的新事业,“有社会效益,还能持续地产生经济效益”。目前,其每个月通过抖音、今日头条销售的农产品金额超百万元,带动当地10余人就业。

不同于传统商超渠道,短视频、直播电商更接近消费者,产品更容易“出圈”,接触到更大规模的用户群,甚至有大量来自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客群,龚红玉正考虑涉足“跨境电商”,将家乡味道卖到海外市场。

字节跳动也将扶贫当做一项长期事业,希望不断培养杜小斌、龚红玉这样的优秀创业者。为让农产品走出乡野,实现更大价值,在创作者之外,正推动更多力量参加其中。李涛表示,2018年,公司内部构建了扶贫业务中台,可以统一协调公司旗下产品相关资源。

公司与当地政府、企业一起,组织当地的优质特色农产品,协助把关产品品质、定价和供应链能力;同时,协助当地商家开通平台店铺、优化SKU等,以及提供店铺运营、售后服务等多方面培训,帮助他们更好地经营。

目前,集团扶贫团队一共有70多人,且和公益团队整合,建立企业社会责任部。“我们要求,每一条业务线均设有CSR(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和规划,和用户目标、商业目标并列。”李涛称。

字节跳动已将“山货上头条”“山里DOU是好风光”“扶贫达人培训计划”升级为“字节乡村计划”,依托地方政府,联合公益机构,建立系统、长效、规模化的培训体系,准备将这项公益事业长期坚持下去。

据悉,未来5年,“字节乡村计划”预备培养10万名具备新媒体、电商直播思维的新农人,在信息赋能下,带动身边乡亲走向富裕之路,助力乡村振兴。

 

 

二、黑土地上飞来鹤,构建农业新模式

结合农村的人力和土地资源,构建起全产业链的品质优势。

克东县位于黑龙江省北部,毗邻对俄重要口岸黑河市,以农业为基础,总人口不过30万,曾是一个贫困发生率8.5%的省级贫困县。

很难想象,一家市值约1350亿元的上市公司,会将总部选择在此处。

2001年,冷友斌带着100多人创业单干,成立黑龙江飞鹤乳业公司,落户克东县,之后,万头欧美国际示范牧场等相继投产,布局全产业链。

2008年,因产品未检出三聚氰胺,飞鹤开始声名鹊起,10余年过去,成为国内最大的婴幼儿奶粉制造商,2019年收入达到137亿元,销量超过1亿罐,在克东缴纳税金10.9亿元,而该县当年财政收入仅为13亿元。

受益于飞鹤,乳业成为克东主导产业,成千上万农民增收致富,县域经济得以快速发展,2019年5月,克东脱贫摘帽,在黑龙江脱贫成效考核中,连续两年评为“A”档。

全产业链

“地诚任,不患无财。”

寸土寸金的黑土地,全球仅有四大块,东北平原是为其一。克东县坐落于北纬47度的“黄金饲养带”,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具有天然地理优势。

黑土地的生产效能,并未自然转化为财富,由于缺乏品牌意识,当地百姓和企业未能进行深加工,只以初级农产品投向市场,产品的附加价值很难体现。

“给钱给物,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实现长期增收的可持续性解决方案。”中国飞鹤集团副总裁魏静向《21CBR》记者表示。

青贮是奶牛场重要的饲料来源,飞鹤每年需要的青贮玉米多达60万吨,光在克东县,公司的种植青贮面积达到10万亩。飞鹤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社进行种植合作,贫困户以股份制方式入社,参与年底分红,其承包的农田流转给飞鹤作为饲料地,有了一笔稳定的租金收入,且不再以耕田为生。

在克东,飞鹤建设了多个牧场、乳粉加工厂、奶粉包装厂以及专属物业公司,从地里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成为飞鹤的产业工人,有的进入挤奶设备间,有的进入生产加工线,除了租金收入,又能获得可观的工资,致富有了新门路。

“每个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工作8小时,有通勤车接送,上五险一金。”在挤奶车间工作的脱贫户张朋久说。

从青贮种植、奶牛饲养到奶粉喷粉、产品包装,加上市场营销、财务处理等职能工作,飞鹤在克东县完整的产业链,直接创造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对贫困人口则定向帮扶。

飞鹤第三座专属牧场,位于克东县勇进村,贫困人口多,为带动农户创收,公司将牧场所有的300头公牛犊,低成本赊给60户贫困户集中饲养,每户5头,一年后再按市场价全部回收,户均增收500元。

基于全产业链帮扶,齐齐哈尔市的三区八县受益,共有100多万亩耕地增值,拉动15万农民增收致富。

承上启下

产业扶贫能带来多大变化?

魏静在飞鹤工作已16年,他向《21CBR》记者聊起亲身见闻:齐齐哈尔的一座工厂修建十来年,停车场未曾扩建,已经空间不足,“10年前去,车子就少数几台,横着竖着都能停。现在不行了,车子太多。这代表着,当地员工的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

改变贫困,不只限于物资层面。贫困心理和固有观念,也需要不断培训教育进行扭转。

农户成为产业工人,融入产业集群上下游的农场、牧场以及工厂,重要的一点是定期培训,帮助其掌握必备的专业技能。

据魏静介绍,就当地新招的产业工人,飞鹤会进行机器设备管理等基础技能培训,所有部门均有团队建设项目,包括运动会和各种球赛,丰富业余生活。

部分农民的意识相对封闭,高度厌恶风险,企业与之合作,保持长期稳定关系,也非一日之功,“企业先要自身发展稳健,大家感受到模式带来了收入稳定,同时推动培训和文化建设,所有人拧成一股绳,想法自然而然会有变化。”魏静说。

以产业扶贫为重心,飞鹤在健康、教育方向上,也正进行可持续的模式探索。

健康方面,飞鹤持续向11个贫困县/市的医院,已累计捐赠价值1.7亿元医疗设施,设备产生的部分回报,用以培训医生,形成良性循环;教育方面,飞鹤牵头搭桥,联合中关村一小开展合作,捐助2000万元,促进北京市和齐齐哈尔市教育深度合作,用以提升当地教学水平。

“解决教育教学问题,要追溯到源头,只有当地教师技能得到提高,才能教出更多更好的学生。而按照过去的做法,鼓励贫困孩子报考更好学校,资助数万元可能就结束了。”魏静说。

此外,飞鹤践行“中国小康牛奶行动”,从齐齐哈尔、“三区三州”再到环京津等地,以奶制品捐赠、爱心助学等形式,2017-2019年,共捐赠总价值超321万元的学生奶粉,惠及学生2.2万人次,援助学校66所。

优质奶源是飞鹤品质的关键。产业扶贫的模式,也帮助其以充裕的土地、合理的人力成本布局全产业链,建立起可管控产品全流程的业务链条:从饲料、奶源、配方、原材料、生产加工、检验及仓储物流,一直到销售、消费者等,全面覆盖十大产业环节、40多个业务流程,实现专属品质保障。

在魏静看来,政府、企业与当地农民三个利益主体,企业位于中间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政府以企业实现地方经济的增长、税收的稳定,企业需要员工兢兢业业工作,制造更好产品,就产业扶贫而言,三者紧密联结,缺一不可。”

 

 

三、守护“乡村医生”,助力健康扶贫

复星的医与药,在脱贫路上如何发挥效用?

大城市的看病难、看病贵,在基层尤其是贫困地区更为严重。在脱贫攻坚的战役中,“健康”一直是不容忽视的领域。

从贫困地区的乡村医生到疾病治疗、基层医疗赋能,复星医药这家根植上海、业务覆盖全球的民营医药企业,正以自身业务为核心,试图扩大健康扶贫的半径。复星医药的扶贫模式,是借助自身在医药和医疗健康产业方面的优势,从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兜底保障、社会扶贫等方面,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包括“乡村医生健康扶贫”、汉利康淋巴瘤科普公益行、“双千行动”结核病贫困救助、“星邦计划”等项目,复星医药集团联合万邦医药、药友制药、复宏汉霖等成员企业,在四川、重庆、陕西等贫困县内,传播健康信息,输送治疗方案。

2019年,复星医药集团及各成员企业在精准扶贫方面投入总金额近900万元。医与药,在脱贫路上究竟如何发挥效用,复星医药或许是个好样本。

乡村医生

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是复星集团以及复星医药最重要的扶贫项目之一。2017年12月29日,复星发起了“健康暖心——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

项目瞄准贫困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障需求,目标是以帮扶全国150万乡村医生为切入口,以派出企业员工接力驻点扶贫的方式,开展村医培训、保险赠送、慢病签约管理奖励、优秀村医评选、村民大病救助及智慧卫生室升级等系列措施。同时,引入互联网、AI和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构建基层农村健康守护网络,解决因病致贫和返贫的问题,在助力2020年脱贫目标实现的同时,确保更长远的健康农村和小康中国的持续性。

在复星看来,健康领域获得的关注和资源投入较为不足,已有健康扶贫集中在大病救助上,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保障的投入较少。而在现有基层医疗体制下,乡村医生承担着为农村人口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重任,但他们普遍面临知识结构老化、工作能力不足、收入待遇不高、体制保障缺乏、人员流失严重等问题,导致基层健康缺少“守门人”。

因此,复星的想法是,打通健康扶贫“最后一公里”,聚焦为6.5亿农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150万乡村医生,通过对村医的全方位帮扶,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阻断因病致贫、返贫渠道。

在具体做法上,项目围绕守护、赋能与激励村医三个核心,进行以“五个一”工程为抓手的全方位立体帮扶。“五个一”包括:一个村医保障工程(专业培训+保险赠送)、一个慢病签约管理奖励包、一批贫困大病患者救助、一批优秀乡村医生推选、一批智慧卫生室建设。项目制定了标准的执行手册,在69个项目县进行快速推广。

在多次深入一线考察过程中,复星意识到,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人才从农村流向城市是大势所趋,因此设法留住村医、吸引青年人回归村医团队是不够的,还要用科技手段支持甚至代替部分村医,才能让最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得到最新最好的医疗服务。

因此,复星旗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远程诊疗等相关研发资源,在项目县组成了四位一体的乡村“未来诊室”智能解决方案。

这套方案包括智能化便携检测、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大数据临床路径导航及健康管理服务培训。通过软硬件结合,村民健康检测数据实时上网,由一线城市三甲医院专家组成的后台进行远程辅助诊疗,配合大数据AI诊疗助手,提高村医的诊断和治疗能力。乡村“未来诊室”已在云南省红河州屏边县、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县、甘肃省临夏州东乡县试点。

截至2020年8月20日,复星57位全球合伙人和132名一线扶贫驻点队员,将乡村医生项目覆盖到中西部14个省(区、市)69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县10个),帮扶了4083个行政村卫生室,守护了20472名乡村医生,惠及近300万户贫困家庭,其中直接受益的建档立卡贫困户303428户,贫困人口1114480人。

在健康扶贫中,复星医药作为“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主体,在“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中,累计捐赠现金、药品折合人民币超过400万元。按计划,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到2020年底将覆盖全国近100个贫困县,3万名村医,惠及3000万村民。

精准扶贫

除乡村医生项目外,复星医药以及成员公司在疾病治疗上,为贫困地区带去创新疗法与药品。

在结核病上,2016年复星基金会就携手红旗制药与中国防痨协会,发起了“双千行动”结核病贫困救助项目,每年至少救助1000名贫困结核病患者,每名患者救助经费为1000元,项目持续5年。

过去4年间,这项行动累计救助基金420万元,累计救助贫困结核病患者4000余名,复星希望通过“双千行动”,实现中国2030年终止结核病。

另一项“星邦计划”则是关注心血管、糖尿病、内分泌、肾脏病等慢病领域的学术水平和诊疗能力。该计划设有5个子项目,包括名医下乡、基层医院糖网公益筛查、NCD诊疗培训、痛风规范化诊疗中心项目以及“邦计划”项目。

而在淋巴瘤治疗上,2019年1月,复宏汉霖与江苏复星医药销售有限公司,正式启动汉利康淋巴瘤科普公益行项目。项目带领专家医疗团队对当地村医、乡镇医院医生进行淋巴瘤疾病相关公益培训,开展疑难病例会诊、科室建设等工作。

疫情后,复星为进一步支持湖北省开展社区健康建设工作,选取了湖北省内6个贫困县(孝感市大悟县、孝感市孝昌县、黄冈市蕲春县、黄冈市红安县、黄冈市麻城市、黄冈市团风县)和武汉市部分社区及大学,在今年3月实施“支持湖北省社区健康建设行动”,包括展开健康扶贫“五个一”工程,选派专项工作人员实现一人一县一年的驻点工作模式,建立基层乡村防疫体系等。

 

 

金融智慧篇

——金融服务“护航”,助力奔全面小康

 

 

一、国信证券“造血式”扶贫

“我在尕孜库勒乡中心小学教六年级5班的语文。班上有45名同学,到过最远的地方是乌鲁木齐,而80%的同学到过最远的地方,是10公里外的麦盖提县城。开学第一周,我布置了一篇作文作业,题为‘我的理想’,小朋友都希望自己成为老师、医生或者警察。或许在他们眼里,最理想的生活就是到麦盖提县城工作。”回想起在新疆麦盖提县的支教生活,国信证券员工李勍茜感慨良多。

派出员工志愿者到国家级贫困县开展支教行动,这只是国信证券扶贫工作的一角。自2009年开展“对口支援、扶贫开发”工作以来,国信证券秉持“专业协作,多点推进,平衡发展,构建和谐”的社会责任理念,积极投身公益帮扶事业,通过金融扶贫、产业扶持、教育发展、消费认购、文化推广及民生建设等多种方式,在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主动承担国有金融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双重社会责任。

截至2020年10月,国信证券共与新疆麦盖提县、塔什库尔干县、英吉沙县,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织金县、道真县,云南省龙陵县及内蒙古兴和县共8个国家级贫困县及廉江市山腰村、陆丰市新布村、河源市山池村共3个广东省级贫困村签订结对帮扶协议,并捐款助力多地脱贫攻坚工作,帮扶范围覆盖内蒙古、新疆、云南、贵州、甘肃、山西等省区,累计投入公益帮扶资金合计人民币1.51亿元。

 

2020年3月,国信证券支援新疆麦盖提县中小学师生10万只口罩。资料图片

金融帮扶立足投融资中介优势

在结对帮扶工作中,国信证券创新模式,注重发挥金融行业优势,将金融扶贫理念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打出金融帮扶、产业帮扶、民生帮扶、教育帮扶、文化帮扶、消费帮扶多种组合拳,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的精准扶贫工作格局,探索出了一条由“输血式”到“造血式”、由“粗放式”到“精细化”的扶贫新路径。

作为一家证券公司,国信证券立足证券行业独有的投融资中介优势,从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职能出发,创新金融扶贫模式,充分发挥投行、固收等业务专长,支持贫困地区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资源培育自我发展能力,把金融扶贫的“活水”,浇到扶贫工作的“根”上。

实现多方共赢的剑门旅游资本路径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剑门旅游注册在国家级贫困县四川剑阁,依托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悠久的三国历史文化,拥有较为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因地处较为偏僻,企业长期内生发展,未能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国信证券引进了收购方西部投资。其拥有丰富的旅游及相关文化产业运营经验、市场资源和资本,能够帮助剑门旅游深度整合旅游资源,并提供资本、市场等方面的帮助。各方针对投资规模、项目建设、后续发展规划、人事变动等事项进行充分沟通协商后达成了收购。

收购完成后,剑门旅游获得西部投资先进的旅游项目运营和企业管理经验,引进了人才,提升了企业整体运营能力,也为当地其他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西部投资实现收购目的,扩张其业务版图;当地政府在本土资源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实现了招商引资。

最终,国信证券助力剑门旅游在股转系统成功挂牌,并服务该企业完成了新三板定增融资4.8亿元。

包括剑门旅游项目在内,截至2020年10月,国信证券已累计为贫困地区企业融资金额达169.14亿元;公司服务的贫困地区拟上市企业IPO项目中,江西莲花县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IPO项目已于2020年7月31日完成上市,其他正在服务的贫困地区拟上市企业IPO项目共6个,服务的贫困县区覆盖江西、西藏、云南、贵州、重庆5个省份;国信证券还动用自有资金认购云南、贵州、山西、四川、江西、河北等贫困区县较多省份的地方债券约64.09亿元,协助地方政府规范举债融资行为,解决债务问题;同时充分发挥期货行业风险管理专长,在云南、新疆、河北、河南、甘肃、陕西等省区通过“保险+期货”项目实施精准扶贫。

让教育照亮脱贫之路

2019年5月,以国信证券支教员工为主角的纪录片《我到西部去》在新疆卫视《我们都是追梦人》栏目播出,新时代青年主动到祖国边远艰苦地区扶贫支教的奋斗故事,牵动着人们的心,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国信证券一贯重视教育帮扶,按照“扶贫先扶智”的总体思路,发挥教育帮扶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基础性、先导性、根本性作用,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近十年来,国信证券累计在新疆麦盖提县、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等地实施40个教育帮扶项目,资金投入达5128.65万元。

针对麦盖提县师资力量短缺等情况,2018年8月,国信证券加强了对麦盖提县的教育帮扶力度,通过内部自愿报名方式,每学期派出一批员工志愿者到麦盖提县中小学开展支教活动,每人完整支教一个学期。截至2020年10月,已有5批共25名志愿者前往麦盖提县,为提高当地基础教育水平作出积极贡献,开启了支教扶贫新思路。

支教老师积极主动服务于教育教学一线,均担任各校紧缺科目教师。有的力扛重任,同时担任毕业班语文和数学教学工作;有数位支教老师还担任班主任工作,不仅班级文化建设开展得有声有色,其所带班级成绩亦提升显著。

“短短一个学期的相处,我不敢说给他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只是希望自己能给他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能是激发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和新鲜感,或是让他们对学习多提起一些兴趣。在这段日子里,我与孩子们一起成长。除了上课,我陪他们看电影,给他们讲我的家乡,讲我在国外求学的经历,讲新疆以外的世界。他们带着我穿过红枣林、路过核桃树、趟过小溪,带我去捡杏子、摘桃子,认识大自然。一起逛巴扎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肉孜节和古尔邦节里是怎么吃着羊肉唱着歌的。我们之间还有个小小的约定:以后谁考上了大学,我会买机票接他来深圳看大海。”李勍茜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变化在悄悄发生。支教的最后一个月,李勍茜又布置了作文作业,题目依然是“我的理想”。这一次,除了医生、老师和警察等选项,出现了更多答案。阿比达说,“我的理想是长大后开一家公司,专门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依朴拉依木说:“看了电影《海王》,很喜欢大海,长大后想当船长。”亚哈牙说:“我想当宇航员去火星。”依巴蒂拉说要当特种兵,努尔比亚图尔荪说长大后要去深圳,还有的说想当舞蹈家……

2019年12月27日,由人民网主办的人民企业社会责任高峰论坛暨第十四届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颁奖典礼举行。论坛以“奋进70年责任在路上”为主题,共评出5大奖项,其中,国信证券支教案例“让教育照亮脱贫之路”荣获第十四届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年度案例奖。

除了资金和人才的输入,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特殊时期,国信证券也全力为新疆麦盖提县5万余名师生的健康安全保驾护航。2020年3月,当地中小学校师生迎来久违的开学。根据自治区政府要求,麦盖提县全县返校师生仍需佩戴口罩。然而,开学前全疆各地产能尚未完全恢复,县政府虽多次协调,口罩数量仍严重不足,5万余名师生的健康安全保障面临巨大挑战。

时间紧急、口罩紧缺、开学在即,得悉这些情况后,国信证券第一时间调配资源,通过多种途径联系口罩生产商,协调深圳、长沙口罩工厂同时发货,一周内筹集10万只医用口罩,火速于3月31日送达麦盖提县。

在这批口罩的箱子上,写着“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八个字。这是陶渊明的诗句,意思是南风吹来,就好像让新苗张开翅膀。这也是国信证券一直以来的心愿,希望尽自己的力量为祖国边疆这些“新苗”带来温暖的“南风”,呵护他们茁壮成长。

 

 

二、金融产业扶贫助力乡村“走出去”

《关于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见》提出加大对核心企业的支持力度,综合运用信贷、债券等工具,支持核心企业提高融资能力和流动性管理水平,畅通和稳定上下游产业链条。

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主要途径,在培育乡村内生增长动力帮助贫困群众获得稳定收入的同时,还能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最后一年,今年的产业扶贫有哪些新成效、新亮点,又有哪些创新做法?带着这些疑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多家国有大行。

“产业扶贫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扶贫长效机制,从商业银行来讲,要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乡村流动,提升乡村对金融资源的可得性,并积极带动更多社会生产生活要素向乡村聚集,让外部资源涌进来,让乡村产业走出去。”建设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程远国谈到产业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问题时称。

 

产业扶贫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扶贫长效机制。图视觉中国

供应链金融的扶贫应用

为精准服务供应链产业链完整稳定,提升整体运行效率,9月22日,央行等8部委发布《关于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见》提出加大对核心企业的支持力度,综合运用信贷、债券等工具,支持核心企业提高融资能力和流动性管理水平,畅通和稳定上下游产业链条。

供应链金融目前在产业扶贫中应用情况如何?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工商银行了解到,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围绕马铃薯产业创新探索推出了供应链金融“蓝天模式”,该模式通过“供应链业务”线上融资平台,提供纯线上个性化融资服务,支持马铃薯产业链发展,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据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王多祥介绍,“蓝天模式”的关键是“核心企业”给整个产业链做信用背书,银行通过介入企业与产业链上各主体的交易场景,无需普通质押物就能提供信用贷款,为整个产业链条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

据介绍,今年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将通过“蓝天模式”为“核心企业”提供近4亿元的资金支持,为一级合作社供应商提供不超过1000万元、二级合作社供应商提供不超过300万元的资金支持,同时将根据农户种植面积为农户提供在农药、种子、化肥等方面的资金支持。

目前,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正推动“蓝天模式”向其他产业延伸拓展,在甘肃省已逐渐延伸到中药材、林果、白酒等产业。

同样运用到供应链融资的还有工商银行贵州六盘水盘州支行,其依据当地“平台公司+村级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刺梨特色产业发展模式创新推出了“扶贫产业贷”产品,目前已经对9家合作社成功发放贷款总额3800万。

就产生的扶贫效应,下一步工商银行贵州六盘水盘州支行还将立足本地优势产业、市场和优质客户群,加大供应链融资业务拓展力度,全力提升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助力脱贫攻坚的能力。

因地制宜的供给侧创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建设银行了解到,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缺资产、缺信用、分布广、规模小等特点,该行总结提炼出了“跨越2020—N+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

为帮助和确保贫困户真脱贫、不返贫,建设银行运用金融科技提升、信用提升、产业链提升、管理提升四大类机制,提供差异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帮助贫困户深度参与社会分工和社会分配,从而有效带动贫困户就业增收。

以金融科技和信用提升机制为例,建设银行因地制宜设计了“云企贷”“小微快贷”等融资产品;“银行+保险+期货”服务、担保增信、定点扶贫单位增信、地方政府增信等增信模式。

中国银行则持续发挥产业扶贫贷款的主力军作用,因地制宜陆续推出了“香菇贷”、糖业扶贫、旅游扶贫等产业扶贫模式,以及依托自身平台优势推出了招商引资、建立海外供应链和跨境结算体系、投贷联动等扶贫新模式。

在国家级贫困县重庆云阳县,中国银行帮助相关企业取得出口资质,完善国际贸易合同,实现菊花产品出口1.8吨;在陕西咸阳,采用投贷联动模式助力生猪养殖产业扶贫项目,帮助当地政府引进国际龙头企业,为贫困地区引进了先进的养殖理念和技术。

在山西,农业银行山西分行根据当地农业产业试点推出了“惠农e贷”产品,经过推广获得广大农民认可,并很快就成为了农村市场的拳头产品,随后又陆续推出了果e贷、蔬菜e贷、农机贷、乡村振兴带头人e贷、养殖e贷、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e贷等相关产品,覆盖了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农机服务等客群。

截至目前,农业银行山西分行已累计为近7万农户发放贷款70亿元,目前余额26.37亿元,实现了县县全覆盖,大幅提高了农户贷款的可得性,并降低了融资成本,助力农户脱贫。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对相对贫困人口的日常性帮扶将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安排,做好从产业扶贫到支持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程远国表示。

 

 

文化智慧篇

——激发乡土文化,共建全面小康

 

 

一、小剪刀剪出“大世界”

 

高凤莲和女儿刘洁琼,在自家的门口剪纸

56岁前,高凤莲只是陕北黄土高原上,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人。五十五岁之后,她因剪纸得到中央美院的靳之林老师赏识,受邀参加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以一幅6张大红纸拼剪的《牌楼》惊艳会场。

延川剪纸入选国家级非遗后,她被评为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向高凤莲授予了“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

高凤莲没有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17岁出嫁后,一直没有离开过白家塬,在那个村庄里,度过了一个平凡女人不平凡的一生。

以她为代表的延川剪纸粗犷自然,鲜活生动。被人称赞“有原始图腾的文化内涵在里面,有种‘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感觉。”

在另一个层面,作为古文明的摇篮,黄河边的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先民完成了从蒙昧的鸿蒙,向文明社会的过渡。延川剪纸中常见的蛇、鱼、蛙等原始图腾,则成为扑朔迷离的古老时代的一个遗影。这些文化符号,在高凤莲这样的陕北女人手中,有意无意地传承着。日月更迭中又有着怎样的流失与嬗变,留给今人的,是无数神秘的想象。

【一】

黄土高原的冬天是清闲的,生一炉炭火,坐在温暖的炕上,等待一个松软的春天。

高凤莲的炕头常年放着一个竹篮,里面有一把剪子,几张红纸。剪个花样或者支起竹绷绣花,一针一线,一刀一剪,把日影磨得西移。这个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女人,是延川县远近闻明的能人,而今腿脚已不利索了,从一个窑洞到另外一个窑洞,竟也变成了一件艰难的事——需要支着拐杖一步步地挪动。

黄河流入陕北,遭遇吕梁山的阻隔,在黄土高原上冲刷出一道道幽深曲折的沟壑,成为陕西和山西天然的分界线。高凤莲的家在延川文安驿镇的白家塬村,黄土陇中再平凡不过的一个村庄。车子在沟沟峁峁里走了很久,目之所及,景色一成不变:枯草覆盖的逶迤山岭,沟壑连着沟壑。我疑心是不是要把这起伏的山峦走完才算到了。车子停在白家塬村的山岗上时,绵延的黄土陇依然看不到尽头。

白家塬村只有20余户人家,一条狭窄蜿蜒的山路,连接着文安驿镇和外面的世界,坡道陡峭,往来的车辆极少,即便是今天,农用三轮车仍是最合适的交通工具。而在3年前,路还未通,雨天进村多半是要靠双脚走的。村里家家户户仍住窑洞,门口晒着火红的辣椒和金黄的玉米棒子,丰收的味道扑面而来。窑洞内,一溜的大土炕,十分温暖。

一孔土窑,正对着山岗,一溜土炕、一个水缸、两只碗,这是十七岁的高凤莲出嫁时,丈夫家里所有的财产。吃饭的筷子还是婆婆用树枝削的,坑上铺的毡是借别人家的。在那孔土窑洞里,他们住了近三十年,生养了六个儿女。她和丈夫一起种地、贩粮、倒牲口、织布、纺线、做鞋、卖衣服,最艰难的时候,还讨过饭。家里的光景好起来后,夫妻俩亲自担土、垒砖,在原地翻修了新窑。

时值冬天,她家对面的山峦光秃秃的,草很少,树更少,山谷之间还残存着未消融的雪。西北风吹得孤零零的几根干草枯枝在山间摇摆,衬得这冬天越发的萧索。苹果摘完了,落了叶子的清瘦枝干,伸向湛蓝的天空,仿佛仰面朝天的老人,贪婪地享受久违的,安静的阳光。

“电视剧《人生》在那山岗上取过景。”尽管大字都不识一个,高凤莲和许多延川人一样,称作家路遥为“我们的路遥”。路遥长大的那口破窑洞,就在白家塬的山脚下,和习近平插队的梁家河相去不远。对于高凤莲而言,也许更为熟悉的路遥,是那个跟她一起在地里抡锄头“受苦”的后生。在陕北,农民们下地干活是“受苦”,受苦是农民的宿命。

延川的女人,生下来就会拿剪子,女人的日月,都是剪出来的。她们的悲喜,是不能唱的,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哼,剪进花样里。

中国地域辽阔,民间剪纸特色分明。在南方,剪纸艺人多数是男人,一般是用刻刀镂刻,精致细腻、典雅工整。延川的剪纸高手大多数是女人,和男人的信天游一样,随心所欲,粗犷自然,剪纸是为了传情。

一把外婆用过的老剪子,传给母亲,再传到她手上,机缘巧合改变了高凤莲的命运。延川剪纸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高凤莲被评为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向高凤莲授予了“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

【二】

 

刘洁琼剪的拉手娃娃

 

农村妇女新剪了窗花,拿到窑洞的玻璃上比划

56岁之前,高凤莲只是生活在黄土地上,一位平凡又坚韧的女人。

父亲曾是当地的儒生,坚持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只需勤俭持家,高凤莲至今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

高家的女人天生的“巧手手”,她的母亲是远近闻名的“巧婆姨”,当地人家凡有婚丧嫁娶,总请她去剪花,闲暇时替人缝缝补补,补贴家用。当母亲在灯下,哼着小曲,挥舞着剪子的时候,高凤莲就伏在她的膝盖上看,久了睡意袭来,便枕着窸窸窣窣的剪纸声安然入眠。

母亲从未正式教过她,但似乎她会拿剪子就会剪纸。红纸难买到,5岁的凤莲就在对联纸、叶子上剪,南瓜叶、桑叶、黄瓜叶子,都是练习“纸”。

母亲怜惜白家塬村的侄子家贫,便将凤莲许给他。丈夫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只会在“土圪塔林中拣芝麻”来养妻育子。高凤莲和丈夫一起,没日没夜地在黄土地里耕耘着光景。天晴时在地里劳动,下雨便打理瓜果,晚上还借着豆灯,剪鞋样、剪喜花……

她经常对女儿说:“夫妻本是同林鸟,男人是一棵树,就是女人的靠山,女人是小鸟,若无大树枯干,你这小鸟何起何落?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贬低自己的男人。”

高家的“巧女人”,嫁到白家塬,成了“巧婆姨”。村里有红白喜事,都要找她。女儿幼年时,裤子膝盖处破了,她便找来两块布,绣上小老虎,再补上,可爱又有趣。土窑洞的窗户上,糊的还是薄薄一层纸,但不甘寂寞的,贴着她信手剪的窗花……

1988年是她人生的转折点,高凤莲终于遇到伯乐——延川县文化馆的冯山云。

早在1978年,中央美院教授靳之林在陕北进行民间剪纸的挖掘普查工作,结识了冯山云。当时发现的剪得最好的六位农村老大娘,在1986年靳之林从延安回京时,还被请到了中央美院的课堂上为学生讲民间美术。不过,这六位老大娘中并没有高凤莲。

1988年左右,冯山云在延川县文化馆举办民间艺术培训班,五十多岁的高凤莲被推举参加。冯山云曾是一位普通的农村教师,并担任过《山花》的编辑。这张文学小报,正是路遥文学梦的起点。

“在班上,高凤莲的作品并不出色,可以说极平常,可是她对这黄土高原的民俗民情的了解,不是其他作者能比的。而且传统的观念在她的剪纸里都以生气十足的形式出现:比如‘扣碗’,在她的剪刀下不是四平八稳两个碗上下紧扣,而是从碗里冲出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来。”冯山云说。

1992年,冯山云带着高凤莲到西安参加省里的剪纸大赛,这是高凤莲第一次离开延安。两人都穿着带补丁的布鞋,鞋帮上还沾着黄土。走电视台门口的红地毯时,两人还开玩笑,要把陕北黄土地的印记留在这里。比赛开始,他们才发现是命题作文——“剪出某银行的行标”,高凤莲连银行是什么都不知道,遑论行标,无奈只得随手剪了两只鸡,比赛结果垫底。

回延川后,冯山云不服气,将高凤莲的剪纸寄给靳之林,“让他评评理。”靳老师一看便觉惊艳——这些看似粗糙的剪纸,如此生动、跳脱,“有原始图腾的文化内涵在里面,有种‘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感觉。”

又三年,高凤莲应邀参加世界妇女大会。距离民间艺术展只有数天,中国尚无一幅气势恢宏的作品。组委会想到了高凤莲。靳之林问她,三天之内能否剪出一幅能撑场面的剪纸来。她想了想,说“可以试试”。

这个根本没有见过天安门的农村女人,仅凭幼年自家牌坊的残存记忆,用六张红纸,拼剪成一幅磅礴的《牌楼》,飞檐翘角,屋宇轩昂。在当日的展会上,《牌楼》惊艳了世界各地的与会者,高凤莲的名字,从此被人记住了。

【三】

 

团花是延川窗花里最常见的,每个女人都会剪

 

延川剪纸讲究观念,不在乎“像”,人眼睛会剪成花

(本版图片杜婷婷摄)

剪纸在延川叫“铰花”,“‘花’就是‘美’,剪花就是剪出美来嘛。”高凤莲放下手中的竹绷,笑着说:“我们这有个笑话,一个女人生孩子,叫丈夫去喊丈母娘。丈母娘问小孩是男是女?他说:‘大花生得个小花,叫你这老花去伺候我那大花。’在咱这儿,女人自己就是‘花’。”

“剪得像”对于高凤莲,也许并不重要,“延川人讲:俊人的脸就像梅花朵朵,眨巴起来毛扑闪闪的像一对蝴蝶,黑溜溜的眼珠活像一对隔墙的毛毛狗。所以剪个人,就要把最美的东西按在人脸上,这人的眼睛,就要剪成个蝴蝶、牡丹花。”

她的剪纸打上了她性格的烙印,好就好在那股“粗犷”劲儿。她剪出来的都很“活泛”,从来不“安分守己”,动物多撕胳膊裂腿,威风凛凛。“剪纸又不是肉,肉你摆动变化太大了,疼呢。剪纸任你摆来摆去,越大越好,才显得会动呢。孩子一生出来就哭得哇哇的,就是牲灵一出世,也是朝四面八方乱动才站起来哩。”她剪的马,四条腿像个风火轮一样向四方旋转,她说“这是天马”。

正因为这份“随心所欲”,在延川,一千个女人,就能剪出一千种风格的剪纸。但共通的,就是对有趣、活泛的追求。人的耳朵旁、头顶上,要剪上喜鹊,老虎的肚子上剪出小老虎,挖山丹丹花的老头站在花朵里……。

刘洁琼是高凤莲的三女儿,也会剪纸。“我妈剪《鱼戏莲》,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啊?她说:就是那个意思。我问:就是哪个意思啊?她说:就是那个意思嘛!”刘洁琼为人妻母后,才慢慢悟出了其中的“意思”:“女人是花,男人如鱼戏莲,鱼咬莲后才能形成一个家。”

慢慢的,刘洁琼越来越像母亲。母亲跟她讲过的传说,哼过的山歌,都成了剪纸丰富的灵感来源,“三哥哥拉着四妹妹的手,手提上羊肉,怀里揣上糕,拼上性命往哥哥家里跑……”说的男女情爱,自然又坦荡。

刘洁琼早期有幅剪纸作品《赶牲灵》,讲的是男人离家揽工,空守窑洞的婆姨到了晚上,坐在纺车前暗自伤悲,忽然听见铃儿响、狗儿咬,慌慌忙忙提上灯笼跑到外面,踮起小脚尖,心急火燎地张望——“你若是我的哥哥招一招手,你不是我的哥哥走你的路”。

婚后,丈夫奔波于生计很少回家,她就和这些纸花对话,边摆弄边唱:“一对枕头两条毡,长下一个枕头短下一个人。你孤身一人出门在外做买卖活受罪,我灰不塌塌的坐在麻油灯下两眼泪汪汪的铰花花,眼泪珠珠滴在我的红绣鞋上,好似孤雁落沙滩……”母女两代人的情感,借着剪纸在某个时空里相遇了。

【四】

延川的剪纸,除了男女情爱、花鸟鱼虫之外,还保存着大量传统纹样,包括蛇盘兔、抓髻娃娃、招魂娃娃、扫天媳妇,以及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才知道的“鱼娃娃”、“蛇娃娃”、“龟娃娃”等,从中不难捕捉到远古图腾和宗教祭祀的影子。

高凤莲在村里声望很高,凡有新媳妇娶回来,总是要请她去“上头”。上头是婚礼中的一道礼俗,也称为“结发”,新婚燕尔并肩坐于床头,由多子多福的老人将两人的头发编在一起,“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离。”据说,这是由母系氏族社会流传下来的一种习俗,至今仍在延川留存,他们认为“没上头婚就没结成”。

据高凤莲介绍,在婚俗中,经常要剪的喜花是“抓髻娃娃”。它象征子孙繁衍生命绵延,是陕北民间最流行的保护神,灶上也贴、窗户上也贴,有时候还挂在树上。贴在结婚的帐房里的抓髻娃娃又被称作帐房花。在靳之林教授看来,它是存在于封建小农社会里典型的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的结合,表达着来自人类遥远本能的那种生命生生不息的欲望。

在汉唐时期,剪纸曾被用于祭祀,杜甫曾有诗云:“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如今,这一古老的仪式在延川依然存在。刘洁琼一边与我聊天,一边飞舞着手中的剪子,红纸屑在阳光里扑簌飞舞。话说完了,一排拉手娃娃也剪了出来——这是用于做法治病的。在以前,如果孩子受了惊,母亲都会剪两个“招魂娃娃”,一个回头、一个向前,再喊着孩子的名字,就能把孩子的“魂”招回来。

据靳之林考据,延川剪纸中大量存蛇、鱼、蛙等形象,与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半坡鱼蛙纹彩陶盆图腾标识相互印证,是6000年前黄河流域母系氏族社会早期渔猎经济的反映,以及原始图腾的遗存。因此,他认为:“原生态的民间剪纸是一种保存大量古代文化符号和信息的活的文物,而黄土高原在汉唐时期是中华文化的中心,所以从剪纸中可以发现一条文明从蒙昧状态到兴盛初期的明显变化线索来。”

这些文化符号的传承,完全是无意识的,没有文字记载,只是凭着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口口相传,借着寻常的剪子传递至今,使得许多的猜想更为扑朔迷离。它们和黄河边不断出土的文物一样,留给今人关于“人之初”的神秘想象。

在许多地方,剪纸已经发展成了一种产业,但是在延川,如冯山云所言,剪纸维持着它本来的面目,仍只在一个个平凡的女人的炕头传承。他认为,民间艺术走到顶层了,应走回头路,回到它来的生活中。“只要不去人为的破坏人的生存环境,延川剪纸就会自然而然的活着传下去。”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年轻人相继走出黄土地,拥抱外面的花花世界;迫于生计,越来越多的女人,放下了自己手中的剪子;而随着高凤莲这样的老人,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老甚至死亡,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传说、山歌、古老的“鱼娃娃”、“蛙娃娃”或也将不复存在了。

延川剪纸不应像风中的黄尘那样随风而逝。

 

 

二、藏毯展闯出一条青海成功之路

湟中县的一切,都与塔尔寺有关,加牙藏毯也不例外。

加牙村离塔尔寺十多公里,从前没有市声,能听到塔尔寺的暮鼓晨钟。独特的藏毯编织技艺在此流传了数百年,传到杨永良,已是第七代了。加牙藏毯的诞生缘于塔尔寺扩建,需要大量卡垫和柱毯,随后,藏毯又在游牧民族中流行开来。小小的加牙村,曾生产了青海4000多平方公里的草原上牧民的马垫、寺院里大部分的卡垫、柱毯,销往青海湖草原、祁连山草原乃至内蒙古。

传统的藏式卡垫、马垫色彩明艳,以蓝、红、黄、绿为主,对比强烈,图案包括花朵、麋鹿以及几何的色块,乍一看,像塔尔寺里色彩浓艳的壁画。

加牙村里,还保存着一段明代的城墙。这个小小的村落,在当时是屯兵的重镇,杨永良的先祖,是随军从金陵迁来的。种种历史机缘,让这里成为藏、汉、蒙、回等多民族文化交汇、碰撞与融合的地方。站在莲花山上远眺,塔尔寺鳞次栉比的庙宇殿堂上,汉式建筑中的歇山顶、庑殿顶坐落在藏式平顶建筑上,浑然一体,仿佛得其所归。

加牙藏毯,实际上也是汉、藏、蒙等文化杂糅的产物。从花纹、配色、用料到编织技艺,背后古老神秘的文化密码,都被杨永良这样的手工艺人,通过双手日夜的编织,世世代代地流传下来。

【一】

 

杨永良坐在家里最大的织机旁,讲述藏毯逝去的黄金时代

 

传统藏毯的图案,也讲究完美对称

岁末的青藏高原很荒凉,夏日如茵的草原,已凋敝枯黄,和戈壁、沙漠连成一片。这片土地上,仿佛只有塔尔寺的经幡、青海湖碧蓝的水以及杨永良编织的藏毯是斑斓明艳的。

高原的空气稀薄,寒气逼人,衬得夜愈发幽静。村边的小河并未完全结冰,呜咽般的水声也听得一清二楚。杨永良坐在织机旁,呼吸着炉子发出的淡淡煤烟味,熟稔地编织着藏毯。白天有干不完的农活,晚上才有空闲。炉子上温着廉价的青稞酒,冒着热气。累了的时候,他便走到廊下,对着清朗的高原星空,抽一根烟,喝一口酒,盘算下家里的开支。生活虽然艰辛,总归还是美好的。

加牙村离塔尔寺不过十多公里,稀疏的田园和村庄点缀其间。从前没有市声,能听到塔尔寺的暮鼓晨钟。公路只修到了村口,下车后还要走一段黄土路。村庄的阡陌上,着形形色色的服饰的村民,赶着藏细羊与耕牛穿梭往来。

他的家是一座普通的农家小院,门前的土刚刚松过,等春天来时播种蔬菜。眼前54多岁的男人,皮肤黝黑,皱纹深刻,比想象中要苍老些。他的二哥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得脑膜炎去世了,而大哥,也早已不在人世了。杨永良觉得,自己活到50多岁,已经是“老人”了。

日光明丽,他把椅子搬到走廊上,泡了两杯茯茶。实在没有什么可待客,他的妻子用自家腌制的酸菜炒了一盘红薯粉丝端到我面前。

离他家不远,有一段黄土垒成的残垣,现已做了一户人家的院墙,如果他不提,谁都不会想到,这是一段明朝就存在的城墙。残破的墙体靠着一个牛棚,一个不知名的树丛墙里长出来,把崎岖的枝桠伸向湛蓝的天空。

在村子不远处,还保留着加牙村的边界墙,在明朝的时候,加牙村是屯兵的重镇,建立城墙和边墙,一墙隔开游牧民族与农耕汉民族。杨永良的先祖是明代从金陵随军迁过来的。正因为如此,在历史的嬗变中,加牙村成为藏、汉、蒙、回等多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地方。

湟中县的一切,都与塔尔寺有关。加牙藏毯的兴衰也不例外,无形之中,也影响着并不信奉佛教的杨永良的命运。

与杨永良的先祖定居青海差不多同一时代,为纪念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哈巴大师的塔尔寺开建。经过数百年的扩张、重建,塔尔寺逐渐形成了今日的恢弘的规模。莲花山上,数千间佛堂僧舍屋瓦嵯峨,鳞次栉比,金碧辉煌庄严。在大金瓦殿的千年菩提树下,磕长头转经的信徒络绎不绝。

清康熙年间,塔尔寺再次扩建,为供应寺院装饰及僧人诵经的坐垫,藏毯便在塔尔寺附近的湟中加牙村应运而生。据《湟中县志·手工业》记载:“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宁夏地毯工匠大、小马师来湟中加牙村,村民马得全、杨新春二人拜其为师。民国二年(1913年),加牙村有织业学校1处,与村民共做马褥、地毯。产品花样新奇、精致,在县内及甘肃武威等地销售6000余条。”此后,马、杨两家的编织技艺世代相传。马家随后迁往西宁,杨家世代居于加牙村,传到杨永良,已是第七代。父亲曾跟他提过,1929年前后,塔尔寺还向祖父订购了一批卡垫,家里叔伯兄弟没日没夜的赶工,织了一两年才完工。时迁世异,其间战乱频繁,政治风云波谲,塔尔寺几遭磨难。杨永良数年前重访故地,祖父辈编织的藏毯已经所剩无几了。

【二】

 

“8”字扣是藏毯主要的编织技法,看上去单一,但能幻化出无穷种图案

 

编织藏毯的工具,于汉族的织造工艺来说,略显粗犷

杨永良没有见过祖父,1962年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40多岁,编织藏毯的手艺在村里数一数二。杨家的兄弟姐妹多,活下来的就有八个,还有几个出生的时候夭折了,或者是1960年代初闹饥荒的时候饿死了。

父亲的负担非常的重,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回来,就点着一盏煤油灯织毯子,补贴家用。兄弟几个就趴在炕沿上,看父亲手持彩线和剪刀,在排列好的竖线上来回结着“8”字扣,山川、麋鹿、苍鹰以及花朵,慢慢地就浮现出来,豆灯暗淡,照着藏毯如同织锦。

他们兄弟几个几乎从记事开始,就熟知织藏毯的各种工序。杨永良是加牙藏毯的国家级传承人,但他心里,织得更好的也许是两个哥哥。

父亲在他心里很了不起,他去西宁工作过,给马步芳的部队织过马垫。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马步芳在西宁开军工厂,他主动去应征当兵。做了一辈子藏毯,父亲的手早给染料染成蓝色。招兵的人看出他是地道的老匠人,招他进厂,教授工人织毯技艺,给骑兵织马垫。湟中地区民族众多,却也界限分明,在加牙村,如今许多上了年纪人,连西宁都没有去过。

战争结束,工厂倒闭,父亲又回到加牙村务农。杨永良出生时赶上了饥荒,整个童年又是在“文革”中度过。当时,因为种种限制,加牙藏毯从市面上消失了。每天一睁眼,七八个孩子张嘴要吃的,脸都因饥饿而浮肿,父亲选择冒险,晚上偷偷织毯子,换点豌豆面。当时,宗教活动在藏区并未禁绝,僧人念经仍需要卡垫。

织藏毯是个细致活,十分考验匠人的耐心。织一英尺的藏毯,需要超过两斤的原料,大概是整只绵羊的毛,捻线就需要一天,一个人要织两三天,这还没有算上染色的时间。据杨永良介绍,羊毛染色用的染料是橡壳、大黄叶根、槐米、板蓝根等天然植物,与石灰沤制而成。染线时,将毛线、染料一同放入锅中浸染,再拿到河边漂洗、晾干,如此反复,直到颜色足够饱满艳丽,这一过程至少要五六天时间。父亲一整个冬天,也就只能织两三块卡垫。

当时,父亲织毯根本没有图纸可依照,完全是按照脑海中构思的图案进行编织的,最后织出的图案分毫不差,完美对称。这种高超的“凭空织造”技艺,令小时候的杨永良啧啧称奇,直到自己成为一个纯熟的匠人后,他才明白“图案在心里,闭着眼睛也会织”。

1978年之后,经历了“文革”之后,藏毯可以光明正大的生产,彼时的青海湖草原、祁连山草原、玉树、果洛草原,仍有大量的骑马放牧的牧民,他们对藏毯的需求极大,杨家的订单络绎不绝,农闲时期便日夜不闲的织。1980年代初,加牙村家家户户都在织毯。当地俗语云“姑娘嫁到加牙里,不捻线着干啥哩”。现在在县城教书的加牙村人杨永昭对那时的兴盛景象还记忆犹新,“当时我从外县批发了11吨羊毛毛线,拉到村里,五天就被抢购一空。”

“修青藏线的路桥工人,回家路上,拐到加牙村,带几块毯子再回藏区,毯子转手卖给牧民,就可以赚一笔不小的零花钱。”杨永良说。

【三】

 

编织藏毯的第一道工序是捻线,所用的羊毛,都是来自牧区

加牙村属于农耕区与牧区共存的地方,村里也有人养牛羊,但编织藏毯的羊毛并不出在本地的羊身上。青海湖草原、玉树草原乃至祁连山草原的牧区的牛羊毛,绒毛厚,纤维长,弹性强,光泽度好,是编织藏毯的优良原料。

每年夏天,藏区草原的牧民收割好牛羊毛,卖给加牙村的村民。经过一个秋冬的染色、捻毛、编织之后,鲜艳的藏毯由进藏的人带回草原,搭在牧民的马背上。不论是羊毛出藏,还是藏毯进藏,都要经过日月山古道,杨永良对这条路再熟悉不过了。

从加牙村进藏,西去六十余公里,青藏公路横穿日月山。车行至山脚下,仰望两座乳房状的山丘,并不觉得巍峨。在中国自然地理上,日月山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它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汇处,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在青海人心中,它还有更沉甸甸的“阳关”之意。日月山在唐朝叫赤岭,远望如焰火,近看如染血,土石皆赤,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马”隘口,中原与吐蕃使臣需在此换乘对方的马,方可踏入异域。贞观十五年正月,一支浩荡的队伍,护送着文成公主远嫁西藏,过日月山,在此中转。文成公主在山顶支起帐篷,在故乡做最后的一梦。回首不见长安,西望一片苍凉。“过了日月山,两眼泪不干。”就如同“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一去一万里,总有个分别地。

文成公主进藏后,她身后的日月山古道便成了一条浩荡的文化、商贸之路。日月山附近,湟源、湟中地区,就成了文化融合、碰撞之地。塔尔寺内的庙宇殿堂上,汉式建筑中的歇山顶、庑殿顶坐落在藏式平顶建筑上,浑然一体,仿佛得其所归。

加牙藏毯,实际上也是这种汉藏文化杂糅的产物。史料记载,文成公主进藏前,西藏的几乎没用缫丝织造技艺,而自她带去的两万匹锦罗绸缎后,藏区的贵族开始“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哈达甚至成为藏人相互致意的最好礼物。织造技艺进入藏区之后,和当地的环境发生碰撞,逐渐形成自成体系的牛羊毛编织技艺。

至今藏毯的编织技艺仍由杨永良这样的汉族人所掌握,而藏毯的使用者,却主要是藏族、蒙古族。

据杨永良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块卡垫也要近百元,对于当时而言,是一笔巨款。有藏民牵着牛羊,用袋子装着糌粑、豌豆,再添上一些钱,来找他换藏毯。

在杨永良的工作间里,堆放着织好的藏毯,较传统的藏式卡垫、马垫多色彩明艳,以蓝、红、黄、绿为主,图案包括花朵、麋鹿以及几何的色块。配色时,通常是两种和谐的色彩并列在一起,比如红色和白色,然后杂以第三种不和谐的色彩,如蓝色,形成强烈对比。乍一看,像塔尔寺里色彩浓艳的壁画。杨永良并不能解释,为什会这样配色,只是世代这么织的。宗教学者却为其赋予了许多涵义。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汤惠生却认为,这种风格的形成,也许是起初各种绘画、配色风格汇聚到一起,融合未谐所致。

【四】

杨永良家的墙上,挂着一张许久没有卖出去的藏毯,那是用在马背上的,他特地用了最稠密的织法,更结实耐用。他准备裁剪成两张卡垫,“来旅游的人或许会考虑购买。”这几年,杨永良很少织马垫,那些从前是卖给牧民的,他们曾经是藏毯最主要的消费者之一。

在青海广袤的草原上,曾生活着数十万的游牧民族,他们大半生是在马背上度过的,马是他们最重要的工具,所以牧民饰马不惜重金,有金饰、铜饰,珠玉联翩。编织毛毡,覆盖马背,鞍镫衔铃,皆用金铜。为适应逐水草放牧,游牧人居住于帐幕穹庐,庐幕内并不简陋,中立擎天柱,内挂刺绣壁毡。他们对华丽的加牙藏毯需求量极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夏天,杨永良常和村人们一起牵着马,带着帐篷、铁锨、干粮,沿着日月山古道,走十八九天,到达海拔5000米以上的昆仑山草原挖金子。沿途还可见风吹草低见牛羊,洁白的毡房散落在草原上,放牧的少年策马奔腾的塞外图景。即便是在九十年代,诗人海子仍在青海湖边,为马匹、牧民和野花写诗。

1980年代的藏毯“小阳春”只昙花一现。“只是为了实用性,人怎么织得过机器?”杨永良是这样理解市场的变化的。1990年代开始,内地的机器织毯流入青海、西藏的市场,价格相对低廉,手织藏毯便如泥沙俱下。到1994年,加牙村的织机全都安静下来。“一条手织的藏毯,越用越结实、越用越光亮,传三代人没有问题,而机器织的,最多也就用20来年。”此时,一位匠人对于手工藏毯的留念,就显得苍白而无奈了。

仅仅是因为机织毯的原因吗?显然不是。如今辽阔的草原已不再属于马、牧民。进入21世纪,政府开始推行游牧民族定居工程,“成果显著”。牛、羊急剧减少,牧民们纷纷转行。他们曾是加牙藏毯最重要的消费者。

杨永良一生中,只有一次后悔过学织藏毯。

1990年代中后期,村里的青年开始纷纷外出打工,挣的钱比种田放牧多。他的三个孩子在县城读书,每年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早知如此,当初还不如学个泥瓦工,干建筑多挣钱啊。我这把岁数如果去做小工,也没人要,还得回去织毯子。”

加牙藏毯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后,他被评为该项目的传承人。游客有时会买,慕名而来的订单也多了些,“收入和打工也差不多。”他开始向市场靠拢,织起汽车垫子、挂毯等,图案也新潮起来,梅、兰、竹、菊。

如今,只要听说哪里的地毯厂破产了或者处理毛线了,杨永良总忍不住拿上从牙缝里省下的钱,跑去买来价格较低、质量上好的毛线保存起来,虽然暂时用不上,但他总想着,什么时候,藏毯也许还能再有春天。

 

 

三、彝族漆器转型中闯市场

我是乘坐绿皮火车到的喜德。当地环境闭塞,资源贫瘠,绿皮火车仍是连通凉山深处的彝族社会和外面世界的主要工具。吉伍家古老华丽的彝族漆器,如同山中摇曳着鲜花的小溪,顺着铁轨,缓慢而灵动地流淌出来,打开一扇装满诺苏人记忆的窗户。

在凉山,即便是再贫困的人家里,也有一两件漆器的餐具,可能是全家唯一算得上家具的东西。有朋自远方来,诺苏人必烹羊宰牛,用华丽的餐具呈给客人,这是生活的尊严。

从木料的选择到纹样的绘制,传统的漆器制作流程共有40道工序,繁琐而奢侈。在吉伍巫且家,我初次目睹漆器上,那些用抽样的线条勾勒、交织而成的,神秘图腾般的纹样时,觉眼花缭乱,颇为震撼。在没有文物出土的凉山地区,古老神秘的漆器,无疑成为彝族的“活着的历史”。

【一】

 

吉伍巫且在展示一张夏天画好的餐盘

 

纹样的勾勒,不需提前描摹,全凭手艺人的经验

 

绘制漆器的颜料和笔,并不复杂

吉伍巫且的侄子家,正在举办一场婚礼。吉伍家属于喜德县的大家支,几乎半个县城的人都来贺礼。院子里站满了盛装的宾客,钗裙摇曳,毛毡相接。婚礼尚未开始,主客已三五成群,席地而坐,新郎的父亲举起鹰爪杯,向从丹巴藏寨远道而来的客人敬酒。苍鹰遒劲有力的爪子上,嵌着精致髹漆的酒杯,这种讲究的酒具,从前只有土司能使用,在凉山彝族人的心中,象征尊贵与威严。

他们更习惯称自己诺苏人,“诺”是黑色,“苏”意指民族。诺苏人喜好饮酒,酒是待客的香茶,也是喜庆的佳酿,所有礼俗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序曲和尾声。

婚礼前一天的黄昏,我和吉伍巫且一起,坐上从西昌到喜德的绿皮火车,同行的有巫且的近亲吉伍木基,他爽朗地邀请我去参加吉伍家的婚礼。

由传统部落社会延伸过来的家支,在彝族社会仍扮演重要的角色,类似于汉族的宗族。一门手艺通常在家支内世代相传,银饰世家勒古家族、毕摩世家吉克家族……漆器,属于吉伍家,传到吉伍巫且已经十六代了。喜德,彝语是“夕夺达拉”,意为制造铠甲的地方。从前,在尚武的彝族人拥有一套漆绘的盔甲,是尤为自豪的事。在彝族歌谣《万事万物的开端》中,漆器是由狄一伙甫所创,距今约一千七百年。传入吉伍家支以前的历史,已不得而知。

火车从西昌出发,将横穿凉山州,途经十余座小城镇,最终抵达普雄。西昌和普雄,是诺苏人外出的重要城市。车厢里人头攒动,行李架上摆满了麻袋,椅子下塞满鸡鸭。火车驶离城市,窗外掠过村寨的袅袅炊烟。天色暗下来,山谷间亮起零星的灯火。

西昌到喜德,票价是5元。车厢里谈笑风生,吉伍巫且谈着彝族的婚俗,少年学艺的往事。一千公里外,高铁以300公里的时速在中国大地上飞驰,而层峦起伏的大凉山里,因交通闭塞,资源相对匮乏,廉价老旧的绿皮火车依然没有退役,日夜轰隆。

却也正是因为闭塞,凉山深处神秘的诺苏世界,得以自然地延续。吉伍家古老华丽的彝族漆器,如同山中摇曳着鲜花的小溪,顺着铁轨,缓慢而灵动地流淌出来,打开一扇装满诺苏人记忆的窗户。

【二】

彝族漆器为外界所知,竟是因一个美国人。

1994年11月,美国人类学者斯蒂文·郝瑞深入喜德县的洛嘎村进行田野调查。彼时,洛嘎村还是阿普行政村中的三个自然村之一。其他两个自然村也在附近的山腰上,一个就叫阿普,另一个叫沙洛木,阿普村是吉伍巫且的故乡。三个村寨中数十户人家,均属于吉伍家支。男人无一不制作漆器,他们称是自己的祖先发明了漆器。郝瑞在洛嘎村目睹了漆器的整个工艺流程,并详细地记录下来,成为后人对漆器考究的重要来源。他甚至成了海来家支收认的成员,披着“瓦拉”(毛毡)在贝克莱大学演讲。

如今,洛嘎村的村民已经尽数迁走,阿普村尚在,1977年巫且家盖起的村里第一栋瓦房已经不再显眼。去往阿普的道路,却并没有比郝瑞当时走的要好多少。班车不会按时发车,若遇到下雨,20公里的路三四个小时不能到,有时候基本只能步行。

吉伍巫且父亲、祖父,都在阿普做了一辈子的漆匠。巫且于1953年出生于此,十多岁的时候在阿普成婚,并继承了家族的手艺。除了祖父留下的几只漆碗,用了三代人,依稀显示出他画工精湛,巫且对于他没有更多的记忆。高山地区的土地贫瘠,除了苦荞、土豆和玉米之外,农作物很难生长。巫且的童年记忆,就是寒冷和饥饿。为了喂饱家里的孩子,父亲除了做漆器,农闲时也帮人编斗笠、竹筐。

那时候,村寨里的诺苏人大多住着瓦板房。牲畜和家禽是一家人最重要的财产,通常是散养在家里。即便是再贫困的人家里,也有一两件漆器的餐具,可能是全家唯一算得上家具的东西。有朋自远方来,诺苏人必烹羊宰牛,用华丽的餐具呈给客人,这是生活的尊严。

制作漆器是吉伍家重要的生计,在奴隶制未废除前,巫且家还畜养了一个奴隶,这是家境殷实的表现。父亲吉伍里坡不知道读书有何用,吉伍巫且没有上过学,8岁的时候,开始在家里学艺,12岁便是能手了。材料稀缺,他就偷父亲的木勺练习绘漆。

原胚取材于生长于海拔三千米以上的紫荆花木和杜鹃花木,匠人需要自己上山伐木。十来岁时,吉伍巫且便跟在叔父身后,走几个小时的山路去背木料。一棵三四十年的树木,只取其中直而匀称的几段。新鲜的木料很沉,到家时,巫且和同龄的孩子肩膀上都被压出血痕。

七、八月,父亲便带着他在烈日下作画。从简单的山水纹,再到更复杂的神话传说。他们的脑子里,有一个彝族的图库,无需文字记载,落笔分毫不差。吉伍家的男人,世代如鸟儿爱惜自己的羽毛一般,守护着祖传的手艺。“小到勺子,大到汤盆,过手的漆器都要力求完美,一道工序都马虎不得,画一只碗的时候,心里眼里就只有这只碗。”

1988年,吉伍里坡去世了,他没能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喜德民族餐具厂的厂长,成为国家级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把深山里的彝族的漆器,带到20多个国家。他父亲的目光,还没有看到凉山的边界。

【三】

 

古老的鸟形杯,如今并不常见

 

相比木质漆器,皮质的餐具工艺更为复杂,为吉伍巫且珍藏

 

描绘着孔雀图案的装饰品,纹理细腻清晰,是吉伍巫且的得意之作

我们在天黑后,抵达深山中的喜德县城,事实上,也许它根本不能称之为“城”。喜德总共只有两三条街,从最南边走到北边只需十五分钟。全县能称得上企业的,只有一个火把液酒厂,也是寂静无声的,我几乎要怀疑里面根本没有人上班。上世纪八十年代,吉伍巫且离开了阿普村,到县城定居,在村里,他算是非常有本事的人。

外光明大道上,有一栋窄仄的五层小楼,那是吉伍巫且的“工厂”,也是他的家。他在不同楼层里开辟出画室、阴干室、调漆室等,自己和妻子住在四楼。“工厂”聘请了十来个吉伍家支的男人,但并没有任何管理制度,他们有空就来,随时可以走,巫且按制作的漆器数量支付一定的报酬。

从木料的选择到纹样的绘制,传统的漆器制作流程共有40道工序,繁琐而奢侈。历史上的诺苏人尚武,漆器包括还铠甲、马鞍等,如今吉伍巫且所做的主要是餐具。若依照最传统的做法,从采伐原木到验收、清洁,整个漆器的制作过程耗时少则13个月,多则3年,一件漆器至少可以保存300年。

匠人对完整有着严苛的规定,漆器的原胚是从整块木材中手工旋挖出来的。树龄七八年以上的高山紫荆花木、杜鹃花木,主要用来做木勺、碗等小件。汤盆、桌椅等大件,则需三四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桦槁木,一整棵大树的木料,最理想的状态也只够旋挖四个汤盆。木料不能曝晒,上世纪六十年代,吉伍巫且们从山上背下木料,只能放在地窖里阴干,如遇下雨,可能需要好几个月。

原胚制好后便是上漆。漆树是山上野生的,古法的漆液需要自己上山采割。乳白色的新鲜汁液经过特殊的处理之后,便成了黑色的底漆。彝族所有漆器都以黑色打底,底色要上三层,每上一层都要等上一层颜色彻底风干。原色的漆调入黄色、红色矿石颜料后用于绘图。调漆的配方是祖传的,不为外人透露。

每年7~9月,是巫且最忙的时候,他要连续70天争分夺秒地绘制图案。只有这三个月,温度和湿度适合漆液融化、上色。排除掉阴雨天,有效制作时间不超过70天。巫且往往天一亮就开始拿笔绘画,太阳落山之后还要继续个把钟头。红色与黄色为主基调的图案,与作为底色的黑漆形成鲜明的对比,整体美观、匀称、饱满,繁而不乱,这是最考验手艺人的技艺工序。

传统漆器绘好后,要放到地窖里阴干。但现在已经很少有地窖了,吉伍巫且换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在阴干房里,将大盆覆盖于刚漆好的漆器上,隔三差五洒水,保持湿度。要点在于,全程要避免灰尘,且不能见光。

纯粹的土漆完全干透要三年,时间少一天效果都不会好。

工艺固然珍贵,也许更为迷人的,是背后古老神秘的诺苏文化。漆器只有红、黄、黑三种颜色,代表着诺苏人崇拜的事物。人类学者认为,人对他所知道的、最善良最高尚的东西,必然怀有神圣的敬意。彝族人崇尚黑,黑色是土地的深沉,社会阶层以“黑彝”为贵,“白彝”为卑;火带来光明和温暖,每年的火把节是凉山州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火把的红色,也理所当然成为漆器的颜色之一;在人类自然崇拜的历史上,凡人唯有仰望才能看到的太阳,一直是重要的信仰,诺苏人也不例外,三原色中的黄色,便象征太阳的光辉。

在吉伍巫且家,我初次目睹漆器上,那些用抽样的线条勾勒、交织而成的,神秘图腾般的纹样时,觉眼花缭乱,颇为震撼。彝族人崇拜山和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从古代沿袭下来有祭祀山神和祭星等活动,这些风俗被形象地描绘到漆器上。此外,彝族人的日常生活和自然环境也是漆器纹样设计灵感的主要来源,日、月、花、鸟等元素,通过纹路、色彩的组合形成图案,出现在漆器上。所有纹样中,形制最高、寓意最丰的是山水图,一般只用在固定的漆器上,比如高脚盘、马鞍、剑鞘和牛皮碗。

【四】

因为凉山的闭塞,诺苏社会的变革相对较慢。直到1950年代的民主改革之前,当地仍实行部落社会,并允许蓄奴。社会学者常用“一步跨千年”来描述凉山。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历了文革时期的瘫痪之后,彝族文化还未复苏,便仓促地卷入了市场经济。

吉伍巫且认为,彝族人的观念并没有多少变化,他们对于改革开放的理解只是“以后又可以干迷信(毕摩)了。”在他的眼里,最为直观的变化,是漆器的手工作坊,突然要办成“工厂”。在政府的眼中,漆器不仅仅用作民族文化的展示,而且要获利赚钱,批量生产成为必然。诺苏文化就这样进入市场经济时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彝族文化学者和地方政府的介入之下,昭觉、喜德先后办起了民族餐具厂,聘请吉伍家族的匠人作为技术指导,在当地招工。1982年,吉伍巫且从阿普村来到县城,任副厂长和设计师,这是他第一次把技艺外传。喜德民族漆器餐具厂开始以阿普传统生产方式生产漆器。几个1930年代出厂的木车床,一个上漆描画的技工小组,仍采用手工上漆描画。然而,因为有许多观念分歧,吉伍巫且离开了餐具厂。随后,工厂坚持几年,还是倒闭了。

彝族漆器又回到了吉伍家支分散的小作坊里,但流通的渠道却彻底改变了,吉伍巫且们要拥抱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西昌、攀枝花乃至成都的彝族餐馆里需要用到漆器的餐具,旅游纪念品商店乃至国外的中国商店里都有售卖漆器的纪念品。喜德、昭觉、美姑甚至西昌的汉族工厂,都有人开始制作彝族漆器,主要的手艺人仍是吉伍家支成员。突然数十倍增长的订单,逼迫传统的匠人作出折衷和改变。

倒闭的喜德餐具厂里,还住着几个吉伍家的成员,他们同样在生产漆器。吉吾巫且带着我去的时候,几户人家都在热火朝天地忙着。其中一间车间散养着一群鸡。地上摆着酒杯、汤盆的原胚,来自于工厂的机器制品。女人参与一些抛光工作,作画的主要是男人。巫且的侄子正手持汤盆,重复着勾勒花边,二十分钟便画好三个。孩子在旁边看电视,架子上摆着成都的订货。

吉伍巫且告诉我,漆器最先改变的是原胚的制作,机器车削的相当廉价。其次便是漆液,传统的植物漆和矿石染料成本高,费时费力,化工原料就便宜得多。此外,传统漆液除了7~9三个月能作画,其余季节均不可用,严重制约了产量。事实上,他当时离开漆器厂,正是因为他认为漆器的改变已经走得太远了,化工漆液漆出来过于光亮,而原本庄重的明黄色被鲜艳的柠檬黄取代。

至今,吉伍巫且仍坚持用古法制作漆器,但他也不得不让步,生产化工漆的产品,但图案的绘制务求细腻,毕竟不能抱着传统手艺喝西北风。尽管如此,吉伍巫且依然对那些盲目追求市场,简化图案,制作粗陋而毫无质地的漆器滥竽充数的匠人嗤之以鼻。也许是作为国家级传承人,他仍珍视这门手艺的尊严。

中国大漆的历史悠久,与福州脱胎漆、北京雕漆等相比,单从工艺论,彝族漆器未免相形见绌。吉伍巫且也习惯自称“土漆”。然而,在没有文物出土的凉山地区,古老神秘的漆器,无疑成为彝族的“活着的历史”。

一如西南民族大学彝学院的教授阿库乌雾所言:“那些世代珍藏也可以随时变卖的漆器,工匠们的青春和智慧难以估价,而更为宝贵的是,木与人,与周围的空气、水土和时光,达成的生命与生命之间神秘而美妙的默契,那可谓价值连城。”